题目：生命的焦虑与宣泄──西汉辞赋的人本特质

辞赋是西汉时代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由于其成就远没有史传巨著《史记》高，人们在探讨西汉文学时更容易将关注的视角倾向于《史记》。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一股股汉赋研究热潮，但人们从汉赋本体角度论述时更注重“从汉赋的本体特征和审美特征出发，肯定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汉赋以文学本性”，①很少有人从内容上作系统的捡索。本文不揣卑陋，以西汉辞赋为研究对象，注重从赋作家对生命本体的关注角度进行探讨。以期探索研究汉赋的新思路，新视角。 本文以为，西汉辞赋的价值不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追求形式之美，更在于其深层蕴含的生命意识，特别是赋作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对群体命运的思索，体观了西汉辞赋的人本特质。为此，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1)生命焦虑是西汉辞赋兴盛的原初动力； (2)个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辞赋人本特质的基础； (3)群体性生命焦虑是西汉辞赋人本特质的内核； (4)追求辞章华艳是西汉辞赋人本特质的外壳。 通过对西汉辞赋中观存而较可信的三十四篇作品的分析，并结合赋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特点，本文认为，西汉辞赋之所以具有极为浓郁的生命意识，与西汉时代“嘉生恶死”的时代氛围及西汉赋家自身生命困境，特别是外在政治压力导致的人格自由的丧失、话语权力的受限制及工具性身份的无奈等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由此，当他们遭遇生命困境时，总是与战国士人相比较，借此抒泄其生命忧虑与无奈；同时，他们作为帝王之臣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忧虑和对士人群体命运的焦灼。在西汉赋家中，除西汉前期的严忌、淮南小山、枚乘等以游士身份创作辞赋外，大多皆为专权政体官僚体系中的一员（当然，汉武帝、乌孙公主、班捷好不属官僚阶层）。作为帝王之臣，他们有义务宣上德以尽忠孝；作为帝国官僚，他们也有责任抒下情而通讽渝。因此，从武宣之世起，赋家比较集中于两方面的忧虑：对天下、百姓命运的忧虑及对士人群体命运的焦灼思索。这并不意味着西汉前期没有群体性生命忧虑，也不意味着西汉中后期没有个体性生命的焦虑思索。西汉前期的枚乘、司马相如分别从关心天下命运、注重对士人命运担心的角度对群体命运表示忧虑；西期中后期的司马相如、董仲舒、司马迁、班捷好、息夫躬及扬雄等人也创作了抒泄个体生命焦虑的赋作。因此，西汉辞赋家们往往将个体生命忧虑与群体命运的担忧联系起来，表现出对生命本体命运的强烈关注。这在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赋作中有明显体现。 另一方面，本文认为，西汉辞赋如果依其外在语言特点，可以分为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类。两类赋都具有追求形式美的自觉倾向，但由于铺陈方式的不同，依扬雄对赋的两种分类标准，将骚体赋归入“丽以则”之赋，而将散体赋归入“丽以淫”之赋。前类赋继承楚骚传统，除《七谏》、《九怀》、《九叹》等少数作品外，大多数赋作具有“雅丽”风格；后类赋更关注于外在辞章的华丽追求，并借虚幻的世界回应现实，表现出赋家迫于专权压力的无奈和消解生命痛苦的被迫。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西汉辞赋家的创作内驱力是生命意识，外驱力是专权迫压、帝王喜好。 (2)西汉赋浓郁的生命感伤色彩，体现了西汉赋家对生命本体的强烈关注。 (3)西汉赋讲求形式之美，也是赋家消解生命痛苦的方式之一。 (4)西汉赋中对生命归避之路的不懈深索，开启了后世赋作自我归依心态的抒泄。 (5)西汉辞赋从文学角度对生命本体的思索。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本内涵，对后世文学的生命咏叹具有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