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刘备是三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蜀汉基业的开创者，其历史地位与曹操不分伯仲，可是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却远不如对于曹操研究得深入。这对于刘备极不公乎，笔者深感不平。即使在有限的研究中，争议也颇大，有“明君说”、“枭雄说”，也有论者言刘备性格缺少“对立性因素”、“缺乏变化”，显得“机械单调”。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在王志武老师的指导下，笔者查录了1980年以来20多年的研究资料，深入思考，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观点，执着于还刘备一个全貌的理想，以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为蓝本，对刘备形象进行全面分析，井试图从这位蜀汉集团的头号领导者身上探究蜀汉事业从盛到衰的真正内因，也从而得出了刘备性格的前后变化是导致蜀汉悲剧的真正内因的观点。在此本文仅为抛砖引玉，希望对于刘备人物形象分析和蜀汉覆亡原因的探索有一定促进作用。 本篇论文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主要对刘备人物形象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认为刘备形象长期不受重视与作者塑造人物有关系。与“古今来贤相中第一人”──诸葛亮、“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关羽和“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相比，刘备形象的刻画确实略逊一筹。他的性格谈不上鲜明，动不动就哭大抹泪；更说不上生动，总是在敌军压境之时东讨西问（主要是问诸葛亮），自己没有主意，似乎毫不具备战略家的素质。但就是这位略逊一筹的刘备，在三国人人欲为王侯的时代，在既无家势仰仗，又无根基凭借的情况下，从讨黄巾起家，东征西讨，愈挫愈坚，百折不挠，多年征战之后，终成就帝业，也算得上英雄人物。因此说，刘备也应该说是罗贯中浓抹重彩的一位人物。他的身上既体现了作者的美政理想，是贤明君主的代表，又具有乱世袅雄的性格特征。“仁慈爱民”是刘备，“虚伪狡诈”亦是刘备。且在仁慈与虚伪的精神特征之下掩盖着“顽强进取坚忍宏毅”的深隐性格，井外化为谦卑的态度，柔顺的处世方法。而把仁义礼信当作政治手段，温良恭让，借助舆论力量，大打政治牌，取得荆州、夺得益州，这是他深隐性格外化的政治智慧。以彝陵之战为界，我们把刘备的性格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从“桃园结义”始，后期到“白帝托孤“终。他前期虚怀若谷、诚心纳谏、推行仁义，加之诸葛之谋，其事业蒸蒸日上。后期，进位汉中王、蜀中帝后，英雄得势、志骄意满、自我意识膨胀，由谦虚谨慎转了骄矜自得，由从谏如流变成了拒不纳谏，甚至刚愎自用，不听良言，终导致了彝陵残败，使蜀汉事业毁之一拒。 论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义”对于刘备极其事业的影响。清人清溪居士在《重刊三国志演义序》中指出小说的主题是“意忠义而旨归劝惩”。这里所说的“义”就是儒家时“忠、孝、节、义”，就是刘关张的“桃园之义”。刘关张皆出自下层社会，执着于共同的信念，“同心协力，救困抚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走到了一起。三人皆守义之士，可以说一部《三国演义》，即是刘关张的结义史、尽义史和殉义史。“桃园之义”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成就了刘备，使他有了根基，进了帝位。“桃园之义”也因此成为蜀汉集团前期胜利的一面旗帜，政治核心。但“桃园结义”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荆州之失因于“桃园结义”，是关羽刚而自拎、不识大体、忽视人谋，固守狭隘的忠义观念的结果；彝陵之败也源于“桃源之义”，是刘备激于义气、袜马厉兵、起倾国之兵泄私愤所招致，是以国家大义殉三人小义之举。如果说荆州之失给刚刚兴起的蜀汉政权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那么彝陵之败则使蜀汉政权走向了急剧的衰落，自此之后，蜀汉元气大伤，尽管有诸葛亮收拾残局，无奈兴复无望，终于匆匆而逝。对此刘备罪责难逃，“桃园之义”也难逃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