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理论界对于张承志的研究，目前更多的是停留在其思想性、人文价值及其浓郁的宗教属性上，这有失全面。其实，纵观张承志创作活动或所有作品，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便是有明显的边缘地域化倾向。本文试就这一现象进行粗略探讨。 文学创作离不开创作主体自在的地理环境，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发生，该地理空间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理论界曾将这一关系定为“文学地缘说”。文学地缘说关注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作家作的构成性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论在现时代遭到了普遍的忽视或曲解，要么把作家与作品剥离，不考虑作家的背景与经历，就作品而“作品”;要么把作品中有明显地域化的生活场景与文物或地方的志的史料相互印证，把文学作品研究变成了民俗学或其它方面的研究。就此现状，本文通过对张承志这一特例研究，以引起理论界对文学创作与地域环境之关系的重视，把研究对象（作家作品）纳入到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之中，使“文学地缘说”重现光彩。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张承志创作地域化倾向的表现及其主题。“人生三大陆”，即由苍凉美丽的乌珠穆沁草原到粗犷狞厉的天山腹地，再到雄宏悲壮的回民的黄土高原是其创作地域化的主要表现。稍具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三大地域是远离文明、娇情、媚俗的原生态边缘区域。对一般作家而言，在这样的地域是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张承志的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地利用了这些边缘地域的险恶环境（包括自环境与人文环境）所呈现的一切，从中升发出对生命的肯定，对强烈生命意识的讴歌与赞美，生命意识也因而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并成功地以不同形态凸现在他的人生三大陆中。 （一）草原地域与原始求生意识。原始求生意识在此地域的外化形式主要是对生殖繁衍的肯定，对灵魂永生的坚信，以及对物象活力的恣意展现。这样的求生意识是与草原地域特有的象征生命的“绿”相契合的。没有原始茫茫苍苍的广袤大草原，以及在草原这片“绿”的世界中所生存的人，这样的生命意识就会显得苍白无力，草原地域的历史也就不那么扯人心痛了。 （二）天山地域与个体生命意识。张承志是一位有血性的作家，这种“血性”表现在他身上其实质是一种深层次的生命强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阅历的丰富，这种的强力在凄美的草原地域显然已得不到尽情宣泄，于是挺拔、险奇、绝美的天山腹地，成为张承志的第二人生大陆。在这块险绝的地域，他的生命意识也因而呈现出强烈的征服欲望与浪漫情怀。这与新疆所自在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相吻合。天山地域狞厉、雄奇的自然环境在张承志笔下外化为一种象征，成为他表达生命强力的途径。可以说，没有天山式的冰大坂，他的个人征服欲也就不能充分实现。另外，新疆天高皇帝远的统治方式以及边缘民族特有的粗犷、自由、无所顾忌的生活方式，为张承志浪漫情怀的滋生与育养提供了可能。 （三）黄土高原地域与求“死”意识。“死”即“生”，求死即求生。对这一本属宗教哲学范畴概念的阐述，张承志主要是借助于他的“穷人宗教”一一伊斯兰教的“哲合忍耶”来完成的。在其笔下，“穷人宗教”已不具备一般宗教的含义，即抛却了强加在宗教之上的统治、麻痹、利用、教化等政治功用;把人对宗教的不自觉接受提升到自觉的彻底的追求与投入，使伊斯兰教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中国式的、黄土高原式、穷人的、异乡人的唯一可以依靠的精神支柱。 “美则生，失美则死”，是张承志求死意识的另一表现形式。同时，这也是张承志的基本美学主张，但这并非一般文人而言的唯美主义，而是以生命为内涵，以维护生命的终极理想和意义为旨归。不管是“穷人宗教”还是“美则生，失美则死”的生命主张，都与黄土高原所特有的自然环境相吻合的。黄土的厚重、广袤孕育了回民的坚韧与沉默，黄土的贫瘠与荒凉铸造了“哲合忍耶”教民的牺牲精神，可以说是黄土高原选择了“哲合忍耶”，而“哲合忍耶”也只能在这样的绝境中生存。 第二部分主要运用比较的方法论及了张承志在地域化倾向上所表现出的特点。与其他有地域化倾向的作家相比，他对待地域的态度是主动投入并彻底融入其间的;对地域的涉列范围是边缘、落后、广阔的;对地域空间的表述程度是深层次的。 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了造成张承志创作边缘地域倾向以及与其他作家相比较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点的原因是:他有着特殊的思想、生活经历，天然的民族血统、现实精神困境，以及孤独的个性，并且这些原因有先后的逻辑顺序关系。 总之，第一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论述了其地域化倾向的表现及其主题，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补充说明，突出其地域化倾向的独特性，第三部分通过其独特的思想、生活经历，天然的民族血统关系，以及孤独的性格特征的分析，指出了其边缘地域化倾向及其特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