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人永远只能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文化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人，这些文化巨人的创造又为文化注入了新的养料，酿成新的乳汁滋润着后人的心田，文化发展的历程同时也就是人类赓继进步的轨迹。因此研究司马迁文化巨著《史记》，必须回到那孕育文化巨人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别是中国史官文化的沃壤之上。 从上古时期到秦汉之际，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从统一到分化，再从分化到整合这一过程。中国史官以其职业智慧自始至终参与了民族文化的创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史官文化。在上古三代时期，史官因掌握天文术数而成为中国文化学术之宗；在春秋末年王道衰微之际，孔子从史学角度作《春秋》明王道，从而使王道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哲学；战国史官参与了战国士文化的创造，形成了一种新的士林价值观。中国史官文化以其创造性而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史记》诞生于民族文化整合阶段，它通过对此前史官文化传统的总结，参与了秦汉之际规模宏伟意义深远的民族文化整合工程。中国史官文化中的天人文化、《春秋》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价值观也就极其深刻地影响到《史记》著述，由此司马迁形成了他的天道观、王道观与士道观，构成了《史记》。“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 理顺了中华民族文化、史官文化和《史记》的关系，也就基本上弄清了《史记》的文化渊源与思想体系。这样，对《史记》其他重要问题，诸如《史记》“谤书说”。《史记》思想属于哪一家、司马迁与董仲舒同异以及《史记》对中国史官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归县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一目了然了。 本文按上述思路划分为十一章。前有《导论》，后附《后记》。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导论》和第一、二、三、四章论述中国史官文化和《史记》的渊源关系以及汉家盛世气象对司马迁的影响，并从主体方面论述司马迁接受史官文化传统的心理条件；第五、六、七章论述《史记》的思想体系，为全文主体部分；第八、九、十、十一章就《史记》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