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住宅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物质基础，它的这个主要功能却掩盖了人们的双目，从而习惯性地被列入建筑学之列。故人们以为探讨住宅一定是研究房屋的结构、布局及建造，事实上，这些仅是住宅自然属性的一面，它还有其社会属性：即通过住宅可以了解当时社会人们的风俗、习惯、信仰。我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唐代有关资料的前提下，力图对当时住宅的所有形式及其反映的等级、宗法、宗教、阴阳、隐逸等问题作一客观地分析，为了避免误解，姑且在唐代住宅之后再加文化二字。 一、唐代住宅的所用形式 我以为，住宅就其用途而言，有固定居住之宅及旅馆之分。按所有形式划分，前者有官舍、私宅及租、借，后者有驿馆、逆旅及其它。 官舍是指官方所有之宅，主要指官廨、它的主要来源有三,官方建的、买的及没收罪犯管人之宅。官舍有一定的制度。当时在外任职，一般要携家口至官，但并不是所有的官都居于官舍，京官尤其是常参官，多数只是在入直时宿于官廨，平日只住私宅。有时官宅也租借给人。 私宅是指对其拥有所有权。大体分为皇上赐宅、自己建的或买的。当时赐宅对象很杂，较多的是立有战功者及重用大臣。通过分析可见唐朝政治进程之约略轨迹及在平日皇帝之政术。赐宅之来源有五，为之建的、买的、没官宅、公主宗子之废宅别墅及禁中内宅。形式有赐给、赐借及赐住之别。赐宅是一种荣赏，只是极少数人来享有。而却大多数人只有自己去建或买。买宅要书契。 没有私宅之人只有去租、借。当时租宅者主要是在京任职却无住宅，此外有小官选调选在京、进士、贫者、僧、道等。住宅之来源有官舍、私宅。若有宅要出租则有一定标记。若未到期宅主要使赁者移出则有牙人处置。借宅的对象有朝官中不治产业者，史书美之。又有进士、军士等。借债之来源有官舍、私宅及寺院。 供来往行人所居之旅馆有所属于官方的驿馆。唐朝对享有驿馆之人有严格的规定，行使“祭祀、表疏、胡客、兵马、宿卫”之人及一定品级之官，官员家口。驿中供食宿，但有等级，唐对驿之管理也较严，如主管部门不得滥给驿券，对于乘驿者之路线、行程也有限制。特殊者则可例外。 除驿馆外，又有属于私人的逆旅。住逆旅没有什么限制，故对象较杂。逆旅中也供食宿，但需付钱。此外还有村店、寺院等等。 二、住宅与等级 当时律令诏赦对于建宅之制度都有规定，但仍有逾制者。安史之乱以前主要是公主、外戚，之后则多为节度使、中官、度支使等。皇帝对谕制者多治罪，其宅或被收、或被毁。这就是另一些达官怕获罪而居于陋室，史书称之为美德，且对那些居显官而无所该作者加以颂扬。对普通百姓之宅，法令也有规定，但富人多拥有丽宅甲第，贫者则居于茅屋草舍。 三、住宅与宗法 宗法反映在住宅上，首先是尚父子兄弟同居。当时朝廷之律令都利于同居，不利于分居。人们也以同居为荣，视分居为不祥。其次是坚守祖先之家业—住宅。有世保其居者。有的虽负权贵之高压，也终不易其宅，他们都以祖先之旧业为辞，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但德宗之特殊时期，所行税对衣冠子孙十分不利。因为他们以颇为贫困，只是“独守固业”，对于有伤风化的卖祖先之宅严加禁止。然而，总有一些不肖子孙，只是游猎博戏，从而当今家资，时人谓之“蝗虫”。 四、住宅与宗教 当时人们在笃信佛、道的前提下舍宅为寺观。舍自己之宅的有：皇帝舍其旧邸，皇子升储为太子后舍其旧居，宗子。公主设自己之宅。他们或为其父追福，多用其父年号为寺、观名，或为己资福，多用自己之封号。又有宦者、大臣及其他人舍宅立寺观，他们会为取悦于皇帝而为皇太后追福，或“用资圣福”；又为其妻或姊妹追福或资福；多数仍为自己资福或是乞恩谢罪。在他人之宅或官舍之上立寺观，这几乎是皇帝与皇后之特权。一是在其外家之宅上为其母立寺观，一是在官宅上立寺观，目的在为皇帝、皇后、皇子、公主追福或资福。 人们所以舍宅为寺，是因为佛教中有六道轮回及因果报应。为死者修功德，则可以使其不受地狱之苦或是大获福助。为生者修功德，可以消灾弭难、有求必应。修功德之途径虽多，唯有舍宅为大，但这只是富贵人修福之法，由于频繁地舍宅，时人白居易发出“渐恐人间尽等寺”之感慨。 舍宅为观，对死者之追福显然是从佛教而来。对于生者，崇道则可使之成仙、长寿等。 五、住宅与阴阳 由于当时有相宅之人，所以人们总要卜居，其目的显然是为择吉而居，但史书对凶宅之记载仍很多，无论是官舍、私宅或旅馆，皆有凶者。为凶之原因有伏尸、致魇、动植物或器皿、金银之为怪。去凶之法有改葬，去魇、焚、掘等等，要去凶出穷其迹外。对为借助于见鬼人，僧道。当时知凶而居者，官舍及旅馆多为胆大者，私宅除前者外，由于其价格极低，故多为穷人。时人以为，若居凶不死必为贵。 相宅有一整套的理论，由其演变可知这种习俗之源远流长。 六、山居与隐逸之风 据《旧书》、《新书》隐逸传，当时隐士多山居，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有德才的隐者；“退身辞职”山居为隐：“资槁薄”了与山林，但人高其风。唐朝皇帝对隐者也特别重视，赐之以宅，召之以官，目的是为淳风俗，但有时却适得其反，致使一些人视隐居终南、嵩山为做官之捷径。 七、皇子住宅 皇子住宅以先天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先天以前，皇子拥有自己之宅，可以卖，可以毁，亦可舍为寺观。之后，皇子内集居于十六王宅，他们不必作兴，增修十六王宅成为朝廷之事。前后其相同的是，幼者及受宠者一般皆居禁中，其他则居外邸。 为何会在玄宗时发生这种变化及集居后对政治影响如何？我以为，首先是因为唐初皇子多任督刺史等地方官，故都拥有实权；再则是一般与其僚属之关系较为密切；三是可随意与文臣武将来往。正因为入此，才致使唐初频繁的宗子谋上为乱之事。玄宗就是靠此一跃而为太子，在跃而为皇帝，但他怕自己的兄弟也起兵反己，故对他们严加防范；也怕自己的儿子觊觎皇位，所以把他们集居起来。集居之后，皇子不再赴任，仅有虚号，不过特殊时期例外。二是限制了诸王的行动，使之不能随便域外人结交。三是疏远了诸王与府僚之关系。四由于十六王宅“令中官押之”，使患者大有凌驾于诸王以上之感。总之，集居后之诸王，几乎退出政治舞台，他们几乎是被幽居于十六王宅。在宪宗元和年间以后，打破了原来皇帝死后必由皇太子继位之常规，所以十六王宅也随着宦官之间派系争斗而沉浮，有的被立为皇帝，有的却因为所扶持的宦者之失败乃致使身亡。后期的文、武、宣、懿、昭皆为十六宅王，即位后，他们都一反为王时之常态，想有一番作为，但因宦者掌有禁军，故终不能摆脱为宦者所废立。昭宗时，由于方镇制势力愈来愈大，他为加强皇权，才让十六王宅重新典兵，但这却引起方镇的不满，后昭宗被迫解除诸王兵权，而诸王又为韩建所害。从此，使六王宅永远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总之，唐代住宅的几种所有形式是私有制社会的一个缩影。当是住宅所反映的等级、宗法、阴阳、隐逸都是源远流长，故它们所以产生及流传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艰巨课题。住宅与宗教只是从佛教传进来后才又，到唐代舍宅为寺，观者尤多，最后皇子之举，完全是当时政治的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