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古文理论意义之阐释

摘要 桐城文派作为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其文学理论汲取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批评概念、术语、范畴、命题，并有所超越。虽然其文学观念没有根本的转变，却代表了清代集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之大成的时代特色。清代文化政策是桐城文论形成的思想背景。但是桐城文派却不是文化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它对清代文化政策有所依违。
本文分四章，以桐城文派的形成及其古文理论的意义为主要内容进行集中而细微的阐释。将桐城文派的产生放入清代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将其古文理论放入传统文论的平台上进行研究，论述其产生的意义与理论的超越。使其得到应该得到的恰当对待、系统审视、全面评估。
第一章，桐城派的产生。这一部分主要探究桐城派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对明代“空疏不学”的文风的反拨，是反对时文、振兴古文的需要，是对宋学家以语录为文、汉学家以考据为文扬长避短、有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桐城派的产生也是对清代文化政策的特征：残暴性、包容性、实用性、融合性适应的结果。但是桐城派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文人，它与清代文化政策有相矛盾的一面。清代的文化政策要求文学“裨益政治”、“简当”、“清真古雅”，而且轻视“技艺”。但是桐城派却坚持重视“文事”、“简洁”、“清澄无滓”，并极力获取“文章之名”。清代学术思想呈现着由空谈而变为求实、由独尊一家而变为对各派的兼长相济、由隐于学术而变为经世致用、由保守不变而转为竭力图变的特色，桐城派的产生还是对清代学术思想转变适应的结果。
第二章，桐城文论的理论意义。这一部分主要以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曾国藩为对象，研究其文论思想对前人的突破与理论意义。戴名世为“振兴古文”，提出了“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于一”、“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的理论主张。这不仅继承了李卓吾、艾南英等人的观点，而且对其有所超越，成为桐城文论的滥觞。方苞的“义法”说、“雅洁”说有集古今文论大成的特色。它们不仅是对戴名世的继承，而且也成为了桐城文论的基石，桐城古文理论围绕着“义法”、“雅洁”展开。“义法”说的内涵、理论贡献、集大成的具体表现及其缺陷，“雅洁”说在桐城文论中的发展是本节论述的重点。刘大櫆主张“自古文字相传，另有个能事在”，即强调“法”的理论是对“义法”说中“法”的发展。他强调“神”是古文艺术的最高标准。无论是学习，或是创作，都应该以传达“神”为目标。他的理论着重强调“神”的获得，并提出了为文“十二贵”和学“神”的具体途径——“因声求气”。姚鼐是桐城文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以“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为“文之至”的主张，突破了传统观念对“道”的强调，使“道”的内涵扩大，并将“艺”提升到与“道”并重的高度，强调作家的主体性。姚鼐提出的“义理、考证、文辞三者兼备”的主张，是对当时学风的适应，拨正了我国古文发展的航向，扭转了理学家以语录为文，是道非文的偏向，纠正了汉学家以注疏为文，热衷于烦琐考据的弊端，从而以兼取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把古文创作引导到了简练雅洁、韵味无穷的“至美”境界。他指明“所以为文者八”，具有强烈的客观性和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姚鼐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阴柔的风格论，是对方、刘文论的发展，表现出姚鼐对文章风格的关注，使桐城文论具有了美学意义。他把美学风格区分为阴柔和阳刚两大范畴，为美学风格的多样化开辟了道路。他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道与艺合，天与人一”，要求作家的主观世界正确反映客观世界，这样就使作家的天赋才能与主观努力得到了统一。姚鼐编撰《古文辞类纂》，通过入选作家表明其文风取向，向世人宣告桐城派所继承的古文传统；并且将所选古文归为十三类，完成了明清以来文体分类由繁到简的转变。这是他对桐城派古文理论建设所作的贡献。姚鼐论文境之美，突出的贡献是通过论古文的美学因素揭示出古文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层次的美，其思维方式和观念对后人探寻文境之美有启发作用。曾国藩是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继承了前辈的理论，并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桐城文论中加入了“经济”的思想，使桐城古文可以为时代、政治服务。曾国藩总结和提出一系列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桐城派文论的弊端有所补救和超越的文学主张。桐城派古文理论坚持“变”，是要求文学本身的独创性，文学要随着社会和作家风格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文学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三章，桐城文、道二统之间的矛盾。这一部分探究桐城派强调的文统与道统之间的矛盾。首先，浓烈的道统、文统情结加重了宗教情绪，狭义的门户之见导致画地为牢，眼界狭窄。其次，过度膨胀的道统、文统情结，压抑了创造者的热情与才能；对于已有理论体系的自我满足，使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创新、发展举步维艰。贯穿桐城派发展始终的道统、文统情结，使得桐城派作家在讲述古文源流，历数师法传承时显得驾轻就熟，热情自信，而在古文理论的推陈出新，变而后大的方面却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缺乏必要的宏通之识与大家气度。
第四章，桐城派的历史地位。针对前人对桐城派评价的褒贬不一，仁智互见。本章认为桐城派最大成就，在于体系化的并且不断完善和深化的散文理论建设，使之成为了清代最大的古文流派，并为推动中国古文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予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