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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答题

1． 简述曹禺《北京人》的传统文化悖论。

【答案】曹禺《北京人》的传统文化悖论主要表现为:

（1）曹禺否定以曾文清为代表的没落士族文化

曹禺在《北京人》里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角度对没落士大夫的“北京文化”进行了历史的否定。曾文清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结果从“人”变成了“生命的空壳”。作为一种没落的贵族文化，传统的“北京文化”悠闲、雅致，却带有浓厚的寄生性，最能消磨人的生存意志，像曾文清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甚至“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这是人的真正“堕落”:人的生命的彻底浪费，人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彻底丧失。

（2）曹禺赞美以愫方为代表的传统文化

在《北京人》里，曹禺在惊方身上寄寓着对传统文化的某种亲近和肯定。她出身在江南名门世家，也受传统文化熏陶。“作为旧时代的女子，她承担着过多的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的因袭的重担。”但是在剧本中，对传统人格厌弃的曹禺却对出自传统文化的慷方发出了由衷的赞美，“中国妇女中那种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我是愿意用最美好的言词来赞美她们的”，这是与《北京人》的反传统的主导倾向相悖的。

（3）曹禺向往北京人“敢爱敢恨”的生活方式

但是他又被“为着自己受苦，留给别人快乐”的人生哲学吸引。用“北京人”为剧本命名，囊括史前社会、现实社会、理想社会三种“北京人”形象，象征剧本主题的丰富含义，以原始人的勇敢有力，反衬出囚禁在封建精神统治下的北京人的空虚、怯懦、腐朽、堕落。艺术上交替运用象征、对照等艺术手法来揭示矛盾冲突，烘托戏剧氛围，寓意深刻。作家以寓言的方式宣告传统士大夫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的同时，也在优美地向过去的“反传统”事业告别。

总之，《北京人》以曾家的经济衰落为串联全剧矛盾冲突的线索和发生背景，透过这些冲突，深入封建家庭这一躯体深处，着力反映出封建主义精神统治对人的吞噬和人在这种精神统治下对人生的追求，以及这种精神统治的破产。整部剧作洋溢着一种淡淡的喜悦、轻轻的哀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令人回味无穷。

2． 评述以梁实秋、朱自清、沈从文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文艺观。

【答案】（1）梁实秋反对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文学

梁实秋主张把古今文学放到一个平面上考察评判，他认为文学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两个主要类别或倾向，一是古典，一是浪漫。他说的“古典”，是指健康的、均衡的，受理性节制; “浪漫”

即病态的、偏激的，逾越常规的。

在这个标准下，梁实秋认为“五四”文学是“非常态”的:

①他认为“五四”新文学极端承受外国文学影响，追求外来的新颖奇异，造成无标准的混乱，虽一时热闹，却没有根基;

②他指责“五四”文学过于推崇感情，到处弥漫抒情主义，他甚至用“号陶”一词来描写新文学中情感流溢的状况。

（2）朱自清的从“为人生”到“为人民”的文学创作观

“五四”时期，朱自清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将之一，受到“为人生”文学思想的影响。他认定把文学当消遣和游戏的时代己经过去。30年代，《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提倡幽默小品，他极力反对，时时不忘“文艺有社会的使命”。到了抗战时期，他的文艺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认定文学是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 二是从鼓吹“民众文学”转到提倡“大众化”文学上去。

（3）沈从文把文学看成是对“人”的解释

沈从文通过对各种“人生形态”的表现来扩大自我，对抗和逃避他所不愿合作的现实。“乡下人”的自卑情结使他对现代城市文明有本能的反感，他期望以文学的幻想与创作给精神的荒原带来某些春天的活气。比起同时代多数作家，沈从文是更耽于幻想，也趋于古典。

总之，梁实秋、朱自清、沈从文虽同为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却拥有各自的文艺观并在其文艺观的指导下努力进行创作实践。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朱自清的《背影》，沈从文的《边城》都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文艺观。

3． 简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特色。

【答案】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是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自叙传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它的主要特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直抒胸臆，表现个人情绪和心理变化

郁达夫《沉沦》里通过人物的日记披露内心的痛苦和企求。自叙传小说不追求曲折的情节和周致的构思，而是努力写出自己个人的情绪流动和心理的变化，用直抒胸臆表现自我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情景，于事件的叙述中做坦率的自我解剖，甚至是用长篇独白的形式去直接拨动读者的心弦。

（2）塑造“零余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现代工厂的女工以及已沦为都市流浪汉的“我”都是此类形象的代表。在自叙传小说中，作者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零余者”的形象，他们是“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仿徨的知识青年，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往往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3）感伤美、病态美的艺术表现

小说《沉沦》的主人公本来是个“心思太活”的人，因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反抗专制弊风，被学校开除，又为社会所不容，结果酿成“忧郁症”。作者竭力抒发他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时代病”，这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4）注重人的情欲表达

在《沉沦》中，主人公因自身情欲不满足表现出了生理和心理的畸形。郁达夫自叙传小说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的“返归自然”，及日本“私小说”的思想影响，注意人的情欲在表达人的内在世界的重要性，试图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

（5）富于情绪的感染力

《迟桂花》全篇抒写女主人公天真健全的美的人格，纯洁无邪的美的感情，与清新自由的美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和谐的诗的意境，不仅完满地传达了“人性返归自然’，、心灵净化的主旨，而且完成了从感伤美向宁静美的转化。虽然郁达夫文人式的激愤情绪不乏夸张，但他替无数妇女、下层人民鸣不平的正直却真诚而实在。

总体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具有古代中国名士放浪形骸的气度和现代文人的自由民主精神，他受近代欧洲浪漫主义的深刻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世纪末艺术思潮的果实。他将民族自尊、性苦闷和沉沦般的心底波澜，化为激愤控诉，大胆暴露，尽管这种宣泄似乎缺少理性的过滤，显得不够深刻，但郁达夫自叙传小说感伤的风格仍旧能够激起广大青年心理和审美的巨大共鸣。

4． 结合作品谈谈你对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诗剧合一”特点的看法。

【答案】郭沫若主张“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来进行历史剧的创作，而身为诗人的作家，其历史剧具有独特的“诗剧合一”特点。

（1）强调历史剧的主观性与抒情性，表现了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个性

郭沫若总是把自己主观的思想、情感、心理，以至生活体验，熔铸到历史人物身上。他所努力的，是“于我所解释的占人心理中”，“寻出”与自己内心的契合点，达到“内部的一致”，剧作家在历史剧中表现占人，同时也表现了自己。

《屈原》里的“雷电颂”完全是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就是他自己。主要表现为内在的强烈的抒情性。兼具剧作家与诗人两种气质的郭沫若，在其历史剧创作中，十分注意在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中，激化人物的内心情感，逐渐推向高潮，最后以长篇抒情独白的方式喷泻而出，以达到最大限度的戏剧和抒情效果。在戏剧进展过程中，不仅紧张曲折的情节、尖锐的性格冲突吸引着观众，更有一股层层推进的感情激流振荡着观众的心灵:戏剧与诗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2）以诗化的语言写历史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中，往往穿插着大量的民歌和抒情诗，有的根据剧情的发展反复出现，有的则直接由主人公反复吟诵，如《屈原》中的《橘颂》和《雷电颂》，《棠棣之花》中的《北行诗》，《南冠草》中的《大哀赋》，《虎符》中的《赞颂歌》等。这些抒情的诗和歌小仅渲染了氛围，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