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唐代贬谪文学论略
李红岩
摘要：关于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学界多认为唐代大一统政治格局之下的国力的强大、经济的繁荣、南北文化的融合、文学自身的累代积累等因素共同作用，促成唐代文学的繁荣。[1]也有学人认为唐代儒释道兼容的思想，长足发展的文化以及士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从文学创作的主体——作家而言，作家们的贬谪以及他们辛勤的创作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尤其重要。
唐代遭贬的文士学子数量众多且十分典型。从神话原型批判、传统士人由于缺乏独立人格导致的人身依附意识、叙事学契约论、专制制度自身的严酷性等角度，可以探知贬谪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这一现象不仅是一个文化现象，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由于采用划分的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大相同。贬谪文学的类型从政治学角度而论，可以分为正向贬谪、负向贬谪和战略贬谪。这三个类型分别可以以宋之问、沈佺期，刘禹锡、柳宗元，贾谊、韩偓为代表。沈宋遭贬是罪有应得；刘柳之贬是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罪不该得；而贾谊之迁并不像文史家所言那样，是继屈原之后另一类贬谪诗人。贾谊之迁是汉文帝出于战略考虑的一种后事安排，亦即是为他的太子储存人才，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用。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
孤证、特例。由于专制制度的严酷性，大量忠义之士数度遭贬乃至成为生活常态，和被贬诗人们令人同情的悲剧经历相比，人们一般不再过分注重被贬的原因，使得这一分类没有太大的社会、道德评判意义。从贬谪诗人人性苏醒和人格独立程度而言，中国古代贬谪诗人可以分为他贬型诗人、自贬型诗人和吏隐型诗人，三种类型分别可以以屈原、刘柳，老庄、陶渊明和王维、白居易为代表。他贬型诗人的精神底蕴大多以儒家的淑世精神居主，自贬型诗人多以道家的遁世为旨归，至于吏隐型诗人，大多先儒后佛，三种类型的诗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很不相同的。依据和统治阶级合作关系的疏密程度，唐代的贬谪诗人群体可以分为宋之问、李白等终生不忘国家社稷、功名仕途的贬谪诗人；王之涣、杜甫等拿得起也放得下的遭贬诗人；韩愈、柳宗元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诗人和王维、白居易生态形态较为奇特的另类贬谪诗人。
和贬谪文学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贬所的选择问题。历代诗人被贬之地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一般而言历代朝廷对流放官员的贬地选择是由北而南，由首都向边陲延伸。在某一朝代是理想的贬谪之地，但在另一个朝代可能就不宜再用，比如唐时的湖湘较之于宋时的湖湘。具体而论，贬所由汉唐时的湖湘、岭南，到两宋时的海南，再到元明清时的东北、西北。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古代贬所一再变更，以中原为中心，一直向外延伸，古代贬所的变迁史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开发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
贬谪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苦难枝头开得最鲜艳的花朵，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诗人遭贬之后的心理苦难史，也是有责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社会里探索前进时记录下来的心灵秘史，它反映的是诗人们所生存的时代的文化生态系统、文化环境，是记录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文化生态环境变化最原始、最真实的史料。贬谪像一座分水岭，把诗人贬谪前后的创作分得泾渭分明。尽管诗人们的经历，被贬的原因，遭贬的地点、时间都不相同，但他们的贬谪诗歌却无一例外地成为他们诗集里边的最强音，强有力地验证了“诗穷而后工”的道理。唐代贬谪文学有着和别的时代相同的内容，但也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唐代贬谪诗歌里的意象与众不同：“湘妃泪竹”、“永州山水”、“琵琶女”、“独钓翁”等等意象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化认知价值。这些不同的意象汇聚在一块，使意义表达产生了质的飞跃，构成与众不同的意象群，这也是唐代诗歌魅力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唐代贬谪文学的历史贡献，第一，贬谪文学和贬谪诗人提高了被贬之地的历史知名度；第二，贬谪诗人开启民智，推动和提高了被贬之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贬谪促使唐代诗歌人民性特征的形成；第四，新文体的开创，如刘禹锡之于《竹枝词》，柳宗元之于山水游记和为平民立传开了先河的传记文学，张说之于山水诗，乃至自惭诗的诞生；第五，塑造出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和相应的叙事模式。当然，贬谪的最大启示在于向人们展示携带先进文化基因的诗人们沉沦之后对人类文明演进所产生的悲剧文化和悲剧精神，不论从哪方面考虑，贬谪都是有意义的，对历史、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总而言之，贬谪是唐代十分突出的一个社会文化现象，从贬谪的视角观照文学可以得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如诗人风格的改变、创作题材的变化、知识分子精神的变异乃至可以考察出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复原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苦难历史！
关键词： 唐 贬谪 贬谪文学 贬谪文化
[1]参见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唐代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7
[2]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