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沉重打击，唐代诗坛与贞元、元和时期终于出现了再盛的局面，与盛唐诗人较为统一的阔大明朗、玲珑自然的美学风貌相比，体派纷繁、风格各异则是此一时期诗歌创作新的质素，其中，韩孟诗派作为抒发个人意气不平为主的诗人群体，其险怪诗风尤其令人瞩目。文化思想的整合作为主体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成为我们观照韩孟诗派诗歌创新的重要维度。 第一部分为全文论纲，重点论述贞元、元和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以及士人的角色转换。安史之乱作为唐代社会多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对中唐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危机与自救，构成了唐中期以后社会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与之相应，伴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动，以科举之重真才实学的倾向，导致了一大批庶族士人的崛起，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的共生关系，构成了他们崭新的性格形态。首先，对现实危难局面的深切关注，使他们的入世精神与盛唐的士人相较，更表现出现实的政治性和行为的实在性品格，并从维护王权的现实需要出发，激发出一种立足现实志在用世而又充满理性色彩的文化重建精神；其次，现实深刻的危机又导致了士人们复杂的精神意向，使之经常徘徊困顿于兼济与独善、进与退、昂扬与消沉的两难困境；其三，儒、释、道思想在中唐时期的演进形式在不同层次上为士人铸造自我的主体精神提供了依据，总体上又表现为"启蒙期"元气淋漓的"生相"。这样就完成了中唐士人文学家、政治家乃至学者的角色转换。 第二部分以上述认识为基础，具体探讨韩孟诗派以韩愈为精神领袖的文化因素。韩愈以"道"自任，从恢宏的历史意识出发，以一种学术上的理性积极建构理想中的儒学理论。对此主要从其"道统论"及"定名-虚位论"来分析。韩愈的"道统论"，在当时朋党之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努力在政治意义上寻求一种文化的统一，并把它表述为"相生养之道"，体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图景--严明的礼仪秩序与通达的政权形态的结合；同时，从心性层面，他也进行竞胜佛老的积极构建，以恢复儒学统摄人心的作用，"定名-虚位论"就是使人们的精神修养重新回归儒家的"仁义"之途，表现出历史的超越性。进而对韩愈在当时文坛的双重影响从文特征加以辨析，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更能对其儒学所具有的主体精神加以表达，而这一点正是他对主要以秉承儒学为特色的韩孟诗派成员形成感召的原因。 第三部分，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从生平经历看，坎坷不遇是韩孟诗派成员共同的特色，它们之坚持儒学除了难能的勇气之外，更体现了士阶层传统价值的复归。士阶层以"道"作为立身之本，构成了和现实政治势力之间既依赖又独立的独特姿态，这一传统使他们的入世精神具有清醒的理性精神与独立的人格需求。在韩孟诗派成员身上就表现出和现实多方面的冲突：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与潜逆的独立文化人格之间的冲突；二是君子人格与世风的激烈的冲突与批判；三是广大恢宏的人生视野与生命促短的悲剧观照。 第四部分，主要讨论当时盛行的佛道思想与韩孟诗派之间的关系，并由诗人具体的对佛道思想的态度观照起个体生命的丰富形态。韩愈经由仕途完成了儒学贯注的豪纵奇横的文化人格；孟郊则是一个典型的执著世情而又屡遭挫折的寒士形象，在他身上表现出儒学为体、佛道为用的复杂状况；卢全坚守儒家的道德，而又甘于归隐，对佛道思想以一种理性精神吸取其合理成分，构筑了自我既朴野刚直又清高自适的隐士人格；李贺生命中时时处处兀现的荒谬感成为他接触、崇奉佛道的心理依据，作为一个落魄王孙、不得仕进的士子以及年命早衰的青年，佛道虚幻神仙之说就成为他之苦闷沉迷的人生体验的诗化媒介。 第五部分，儒家诗学观念的推重及其现实变异。与儒学对其主体精神的构筑相应，儒家的诗学观念亦深受韩孟等人的推重，这本身就是他们统一的文化人格的构成部分。这一文化人格在现实中的诸多矛盾冲突，使他们在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优秀传统的同时，表现出对"发奋以抒情"的楚辞精神的自觉继承，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述为"不平则鸣"的理论。从诗歌体式的发展来看，韩孟诗派成员突出了这一理论对诗歌"势"与"力"的劲健表达的要求；时代尚寒瘦、重气骨的审美时尚也使其诗歌表达的重要内容；佛家"心性论"思想更启发了他们自由创造的精神。"不平则鸣"而有主观表达的丰富层面。 第六部分，对韩孟诗派诗歌创新的具体形态作一大致的描述。这主要有：主观化的意向铸造；语言变革的多方努力；"以文为诗"的体格变异。 可以说，中唐文化思想的演进对韩孟派诗人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这一点在此一时期其他诗人的创作上亦有丰富体现，他们在文化思想整合上的不同侧重恰恰标示了其主体精神、诗学观念、审美追求的不同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就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美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