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主要回顾并简评清末民初的《红楼梦》研究,并以此为参照透视当时中国小说批评理论在观念、方法和视野诸方面的新旧递嬗。全文包括引言和三大部分。 引言介绍写作缘起。因为清末民初以前的《红楼梦》研究收效甚微,《红楼梦》体现的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和它昭示的近代意识没有得到总结和阐发;而清末民初的《红楼梦》则无论从声势和实绩来看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当时红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热点地牵涉着整个小说批评的方方面面。所以选取红学史上这一特殊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就不仅是红学史的简单评述,而且能观照中国小说批评由传统步入现代的转化过程。 清末民初《红楼梦》研究领域爆发过一场"世纪之争"--《红楼梦》"诲淫"、"非淫"之争,从一八九八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直到一九一四年吕思勉刊出《小说丛话》当时重要的红学研究者大都参与了争论。文章第一大部分即展示并评析这场争论。争论发端于梁启超对《红楼梦》的精暴否定,他以改良主义的小说理论为标准,斥《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为"诲淫"、"诲盗"之作,引起轩然大波。梁的理论同仁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反驳了"诲淫"说,而管达如、吕思勉则以调和者的面目出现,他们试图对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但在论述时却显得犹疑不定,态度暧昧。不过,经过论争,《红楼梦》"诲淫"之说没有了立足之地,比较一致地确立了《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优秀小说的杰出地位,并初步建立起小说批评的价值观念。 文章第二大部分论述"蔡胡之争",即新旧红学的历史交锋。蔡元培和胡适分别是旧红学和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七年索隐派的代表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该书牵强附会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起新红学鼻祖胡适的不满,胡氏遂于《红楼梦考证》(发表于一九二一年)中点名批驳蔡氏之书"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指斥蔡的方法是"猜笨谜",而且以自认先进的考证法得出了"自叙传"说。针对胡适的批评和"自传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与胡商榷,其中归纳了"索隐三法"。胡适不久又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进行的反批评,再次以"实验主义"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批判蔡元培的索隐。"蔡胡之争"实质上是方法之争,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验主义方法较之于蔡元培的钩沉索隐进步,这也是新红学取代旧红学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都没能给当时的红学研究和小说批评带来真正的革新。早于"蔡胡之争"的王国维及其《红楼梦评论》反而在理论探索上走得更远。 文章第三大部分以"王国维及其《红楼梦评论》--开拓小说批评的新视野"为题评述了王氏及其《红楼梦评论》的理论意义。王国维的一般文学观可以概括为纯粹超功利的文学观。他自觉引进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以及批评理论,从根本上调整小说批评的思维方式,以迥异于传统的批评话语解读《红楼梦》,从而在《红楼梦评论》中展现出小说批评的宏阔视野。但是他关于《红楼梦》总体精神的把握是不正确的,《红楼梦》是象征生活之欲的历炼及其最终获得解脱的过程的结论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也可以说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值得珍视的是,王国维的"误读"后面有着对现代批评新思维的渴求,这种"误读"带给清末民初的小说批评崭新的思维方法,观念和批评标准,从而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小说批评拓展出新的视野。还是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评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视中国文学批评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开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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