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进程深刻地植入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核，并逐渐打破了地理界限与社会制度的壁垒，并且以自由主义的新面孔裹挟着市场与资本两大势力，促成经济与技术支撑的启蒙理性与国家进步的功利膜拜。在这个所谓的理性体系里，一种伪装的物化力量和专制的强势文化策略窃取了文化伦理的价值原则，同时，一种与政治权力、经济基础契合的景观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了人的思维和存在的本质。
文化对于人类生存而言，不仅仅是以产品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更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和建构。而作为文化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以其“观念上层建筑”所表达的独特的思想方式与表达形式，来表现、解释、评价整个现实世界，并通过给一个群体赋予某种身份，以期形成共同的观念和目标。在现代世界中各种价值观念与文化表达盛行之时，文化与意识形态因其社会认同、意义与价值等问题呈现出紧密的勾连与联结。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因不同文化之间相通的融合而得到不断的扩展，向不同地域的人们传达一种价值感的意义系统；另一方面，随着传媒与视像文化的日益发达，多元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并存，为社会成员在价值的理性选择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社会性和价值多样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诉求的结果，同时，两者的现实关联强烈地影响着政治国家的存在类型本质。价值视域内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内在命题，这反映了人们对自身生存世界的道德体悟和实践统一的种种疑惑与美好理想。
在处于“后发展时代”的中国当代社会里，同样面临着并且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入细致、充满博弈与挑战的文化转型。然而因其深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自近代以来多次遭遇社会转型的特殊的历史际遇，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结构显得异常驳杂与繁复，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着重彰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外，同时还有现代市场化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形态，包括消费文化、技术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同时在场与博弈。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问题，最大的可能性就存在于公共价值的生成与演进之中。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价值场域之中，社会公共价值的生成即是一种公共生活与制度生产的理想逻辑，它包含了社会价值与公共价值两个方面的含义，也保证了个人的私利价值的合理性。个人合理价值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社会公共价值的生成路径之一；从国家层面来说，则有赖于意识形态的合理认同来形成整个社会的公共价值。这其中包含了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实现以及其良性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