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论语》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儒家著作。古往今来，为它作注的书总计三千多种。但由于《论语》成书时间久远，言辞简约，直至今日，还有解释不清、训诂不当的现象存在。尽管形成这种遗憾的因素很多，但是，忽略了对当时的大的文化背景的认识和分析，忽略了对词语的文化内涵的挖掘，只是就语言而研究语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了联系中国民族文化来研究词汇，探求词语的文化内涵，这是在高度综合的基础上，从更高角度来研讨语义的训释。因为汉民族的全部言语行为都涵泳于这个文化的意义体系之中。如果我们从民族文化的意义体系入手理解和训释古代文献词语，我们的训诂不仅更妥贴，而且必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基于这一思想，我拜读了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在学习中，我被杨先生的博大、精深、缜密所折服，但同时也发现了还有一些词语的注释应予重新考虑和推敲。 (一)政治方面：鼓、刑 (二)农业方面：耦 (三)音乐方面：韶、武 (四)祭祀方面：社、傩、俎、豆、饩、尸 (五)礼仪方面：拜 (六)其他方面：御 在对这些词语进行新诂、探求其文化内涵的实践中，我除了运用传统训诂学的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注意： 1．把语言置身于它产生的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去训释。 ①语言上数解皆可通的词语，可求诸文化。 ②语言上含糊不清的词语，可求诸文化。 ③语言上本质不明的词语，可求诸文化。 ④语言上内容不定的词语，可求诸文化。 2．掌握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名、物本应相互对应，但在古代文献中常常出现一物多名、一名多物的现象，这就必须精心考辨，决其是非。 3．进行同义词的系统辨析。这种方法是对传统训诂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4．广求文献证、文化史证、考古文物证。后两者是传统训诂所不能为，现代“纯语言”训诂所不知为者。运用这两种方法，体现了时代的优势，因而是今日文化词语训释超过传统训诂的重要保证。 总之，采用以上四种方法对《论语》进行新诂，这样释义既可减少偏诂、错诂，也能反映出词语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蕴涵，使其具有以下特点：一、独特性。说明文化事物的“这一个”，以区别于“纯语言”方法的训释。二、文化性。概括词义的文化特征。三、完整性。有整体观，不支离破碎，孤立片面。四、历史性。能见该事物兴废存亡的历史变异轨迹。五、古今对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