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全唐诗》48900余首绝大部分为中小官吏所做。这些中小官吏中，担任过县尉拾遗的占了一定的比例。以高炳《唐诗品汇》总序中所论述的有影响的48名唐代诗人为例，卢照邻、李峤、苏延、储光羲、王昌龄、高适、李顾、常建、刘常卿、钱起、郎士元、皇甫冉、柳宗元、王建、元稹、白居易、孟郊、温亭钧、李商隐、许浑、马戴等多曾有过短期或长期任县尉的经历，而陈子昂、王维、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皇甫冉等人还曾有过任拾遗的经历。总括起来，这些担任过县尉和拾遗的诗人约占48名诗人中的52％。假若除过其中终身未仕的人数，那么比例可能会更大一些。很显然，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与当时的文化背景、选官制度等密切相公。 唐朝立国后，政治经济的等各个方面的繁荣，使广大文士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信心。在有为的时代里，他们普遍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思想，于是，直接参政就成了大多数文士的共同目标。当时的选官制度也为文士入仕提供了重要途径。所谓"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进士及第后的授官，往往从基层的低级职官开始，且多是县尉、县丞、主薄类，特别是县尉，多为唐代进士的初任之官。如陆以恬《冷庐杂识》卷4中所云："唐举进士第，往往授县尉。"这就说明，凡以进士科第的诗人中担任县尉者占了很大比例。著名诗人中李峤初人安定县尉，杜审言隰城尉，常建隅胎尉，王昌龄、储光羲汜水尉，刘长卿常州尉，郎士元赵瑕渭南尉，孟郊溧阳尉，李商隐弘农尉，聂夷中华阴尉，郑谷鄂云尉，等等。当然，县尉并不是每个诗人的初任之官，但有些人还是有过任县尉的经历，如柳宗元任过蓝田尉，白居易任过周至尉，元稹任过河南尉等。 在地方上担任县尉的诗人如果被选入朝官，则多为拾遗等职。《文苑英华》卷383所收补遗授官敕中，大部分补缺拾遗多是由县尉或主薄选拔上来的，这些人在地方行政中取得经验，入朝为谏官，有了向皇帝表达政见的机会，所以更多的得到诗人的青睐。著名诗人中，陈子昂任过左拾遗，李邑任过左拾遗，王维任过右拾遗，杜甫任过左拾遗，白居易任过左拾遗，皇甫冉更是官终左拾遗。 无可否认，共同的参政意识，导致共同的应举考试；共同的及第授官，导致共同的县尉拾遗经历。这些担任过县尉拾遗的诗人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群体。县尉拾遗的诗人在唐代的集中，犹如魏晋时期的隐逸诗人，六朝时期的山水诗人的集中一样，它的出现与存在，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县尉拾遗的诗人由于相似的官职，相似的是生活内容，以及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样是写山水，六朝文人多限于身边的台阁山林，对自然景物精雕细刻的描绘，缺乏激荡人心的力量；县尉拾遗的诗人也写风花雪月，也写草木虫鸟，但他们的写景，是对社会人生的种种观感、自身经历的悲欢离合的自然宣泄，无论气象的峥嵘，还是意境的悠远，大多渗透着诗人的主观请求，比如杜甫《望月》，歌咏山水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抒发自己的远大抱负，充满乐观的精神。同样是写隐逸，魏晋诗人多是彻底的皈依于自然，县尉拾遗的诗人则多是生命坎坷的不得已选择。"竹林七贤"远离社会与李颀常建等人不得已去官归隐截然有别。陶渊明的"不为无斗米折腰"与高适的弃官更是大相径庭。陶渊明是不愿在官场中趋炎附势，高适则更多的是因为不堪忍受"鞭挞黎庶令人悲"的生活。唐代的县尉拾遗的诗人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关系，集中的体现出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表现出"兼济"的主要特征，这和宋代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样是担任低级职官的诗人，北宋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内忧外患的煎迫，朋党相争的加剧，专制主义的强化，以及思想禁锢的繁密，给诗人的政治活动投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部分正直勇敢的诗人积极投身社会变革中，但更多的人却不由自主的由社会转向书斋，以空谈性理之学为修身制国之本，竟至"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倒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最终由"兼济"转向了"独善"。这样的旁观似的入世参政，和唐代的县尉拾遗的诗人忘我的投身社会相比较，实际上只剩下躯壳，而丢失了灵魂。 总而言之，唐代不比魏晋之战乱，也不比宋代之衰微，唐代的县尉拾遗的诗人在强盛的时代气候中，有一种思欲为国效力的新精神。在唐代诗坛上是以独特的风格出现与存在的。但由于传统的唐诗研究重在史料的收集或是某些专题的研讨，对全体诗人的分析与探讨还有缺陷。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唐诗，本文试图从唐代官职与诗人的关系如手，探究县尉拾遗经历对诗人生活的影响，了解诗人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特色，确立唐代的县尉拾遗的诗人在唐代诗坛的地位。通过单个的局部的文学因素联系，进而更好的把握唐诗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