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吕不韦（前290-前235），是秦庄襄王时代的相国。到秦始皇继位时，又被封为"仲父"。吕不韦原来只是个普通的商人，后来经商有道，便成为当时的大贾。然真正能代表其"大贾"特征的，乃是他在政治上的投资与投机。吕不韦想办法使庶子楚成为太子，后来便顺理成章而成了秦庄襄王，他也因之成为庄襄王宠臣。此后三年，庄襄王死而子政立。秦王政其实是吕不韦与赵姬私通得孕之后，吕不韦献赵姬与庄襄王，然后乃成为秦国太子的。吕不韦这是照例作为秦国的相，甚至享有"仲父"的称号，在政治上揽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政大权。 吕不韦在秦国的政绩主要集中在秦始皇继位之后。时"王年少，委国事大臣"，在此期间，他协助秦始皇出号令，行赏罚，曾打败东周军纠集的各诸侯的进攻，继而灭二周，围三晋，败楚国。下魏国卅七域，定韩之成皋、荥阳等地，建立了三川、太原、东郡，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吕不韦也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因为是投机商人并骗取了相位，就是一个庸碌实力的小人之徒，从其政绩上说，还是有雄才大略的，甚至可以与曾为秦国相父的管仲媲美。 而更能代表其治国谋略及政治思想的，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杂家之书-《吕氏春秋》。 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声势不足，成果欠佳。迄今为止，有关它的研究论著唯有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吉联抗的《〈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后改名为《〈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以及王范之的《〈吕氏春秋〉选注》等。很明显以上只是对《吕氏春秋》进行最初步的整理、辑译，还谈不上对其具体内容及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论文，但大多局限于对《吕氏春秋》的进行介绍，而关于《吕氏春秋》的具体内容、作品思想及特征以及更深一层意义上的探讨等，则显得有些凤毛麟角了。大致说来，解放后对《吕氏春秋》的研究约略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启蒙探索阶段（1949-1965），这一阶段多重在对《吕氏春秋》进行校释和一般介绍，亦有个别从哲学思想、教学思想、逻辑思想等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二）歪曲批判阶段（1966-1976）在四人帮之流极左路线的阴霾下，文化学以及其它科学科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倒退和反动，对《吕氏春秋》的研究和批判也呈现出歪曲与倒退的特点，是不能称之为学问的；（三）拨乱反正阶段（1977-1978），这一阶段主要是针对四人帮之流及其御用文人对《吕氏春秋》研究的反动，而进行再批判和清算的，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学术研究的错误倾向，但仍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因素；（四）《吕氏春秋》研究的新开端（1979-1989），这一时期重新恢复了对《吕氏春秋》进行各种意义上的研究和探索，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吕氏春秋》研究热潮。但纵观四十年来对《吕氏春秋》的研究，我们竟产生不出一点乐观的情绪来，这一方面的原因是研究成果及气氛毕竟太少、太小，与《吕氏春秋》这部承前启后的思想巨著颇为不协调，另一方面，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太窄、太狭，不能从各个角度、各个领域对《吕氏春秋》进行探讨，更不用说能有多少新突破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上因人废文的偏见做谬，亦有政治上的左倾流毒影响，当然也有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等各种因素。今天，我们提倡振兴中华文化、研究和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对于《吕氏春秋》这部有丰富思想内容和历史意义的洋洋巨著，自然不能不给予应有的重视，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发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使之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历史价值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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