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研究唐代前期的“道”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前人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当可观。面对这样的研究课题，必须选择一个突破口，寻求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在搜集史料过程中，诸“道”使职的作用尚无人专门研究，于是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选定了《试论唐前期诸“道”使职的作用》的研究课题。研究使职的作用，又属于政治史研究的范畴。这样也算另辟蹊径，开拓了一条历史地理与政治史相结合研究史学的新路子。 如果要对唐代前期诸“道”使职的作用有一个极为深刻的研究，必须对唐代前期“道”的划分情况和诸“道”使职的不同称谓有较为明晰的认识。 唐前期曾出现十道、十六道、十七道、二十道、十二道、十五道，开元中再次出现十七道。诸“道”使职的称谓甚众，有御史、巡省大使、巡察使、风俗使、廉察使、右肃政治御史、存抚使、巡抚使（安抚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黜陟使等使职。 贞观和高宗时期，御史巡视州县刑狱、查州民之犯刑律、弹劾州县长吏。这些具体工作的好坏，对维系国家治乱有重要作用。这两个时期诸“道”还有巡省大使和巡察使。他们监察地方长吏善恶、问民疾苦、观风俗得失、察刑政苛弊、黜陟地方官吏、举贤荐能。诸使对地方的监察，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整肃了地方吏治，对地方形成一个较为清明的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功劳。贞观时期的大使们在监察地方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贞观时期监察地方的“六条”制度。高宗时期诸“道”使职对地方的监察作用却有减弱趋势。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武则天时期御史台系统的使职有风俗使、廉察使和右肃政台御史。风俗使采集歌谣，了解民间的政治动状。这对中央采取相应的施政措施有一定的作用。廉察使以“四十八条”监察地方，荐举良吏。被荐举为京官的良吏又下到地方监察工作，使廉察制度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对提高地方政府官员的素质、维系、巩固国家的纲纪和礼法，有重要作用。武则天派遣右肃政台御史充任十道存抚使，荐举官人，培植一批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势力，所以十道使人肩负着维护、巩固和加强武周政权的政治使命。非御史台系统的使职有巡察、巡抚等大使。巡察使凭执“四十四件”、《垂拱格》和《格后敕》监察地方，品量、考核官吏的才行，予以褒贬。这形成使职对地方监察的法律化。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改肃政台为右御史台，创立了十道巡按制度，使两个使职系统最后融为一体。使人出使凭执神龙元年（705）修定的神龙《散颁格》，使十道巡按制度在完全意义上法律化了。 监察制度法律化后，诸“道”使职的作用也扩大了。安抚使毁灭淫祠，有助于地方破除迷信，向武则天提出一些正确的施政意见对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武周政权有一定意义。此外，诸“道”巡察使还具有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用。 高武时期政变迭起。政变之后，当政者往往派遣使节巡抚诸“道”，控制要地，传达中央的政令，这对维系和巩固新政权有重要作用。 睿宗景云二年（711）创立了十道按察使制度。但由于此使职本身存在的问题，很快就被采访使制度取代了。再者，开元七年（719）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唐政府完善了各种制度，采访使制度也在其中，因而新的制度取代了旧的制度。开元二十二年（734）置十五道采访使，二十六年（738）最后确立了十六道采访使制度。 开天时期，诸“道”使职除采访使外，还有括田户使、铸钱使、黜陟使等。采访使统一征收、运输赋税，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有积极作用。字文融等充任诸道括田户使，对增加国家的在编户口，增加财政收入，对以后政府加强户籍管理有重要作用。采访使管理本“道”户口就肇始于此，这有助于增加国家税收。采访使还管理诸“道”宗教事物，完善宗教管理制度。诸“道”铸钱使对加强货币的统一管理，增加政府收入有一定的作用。 采访使除具有上述职权外，还管理本“道”所属州县的政务、掌握本“道”的军队权。这样采访使集政权、财权、军权、立法权于一身，变成了行政长官，“道”也变成了行政区。于是，唐玄宗为了防止地方长官擅权跋扈，所设黜陟使在这一期间就充当了分割采访使权力、监督采访使的角色。 贞观至开天年间，唐政府还经常派遣使职往诸“道”赈济灾民，安抚百姓，对安定社会秩序亦有一定作用。 总之，唐前期诸“道”使职对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促成“开元盛世”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唐王朝设置的诸“道”使职，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以巩固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