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中国的鬼魅形象自产生以来，承担了教化、讽世、寄寓的功用，丰富了传统绘画的题材及范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和观念也随之改变，文艺作品中的鬼魅形象逐渐被人性化。
十八世纪的扬州，依附商人的文人画家便投其所好，大量创作奇画、怪画，对荒怪奇趣的追捧愈演愈烈。罗聘通过《鬼趣图》曲折进言，关照民生，刺世并救世。图像上的创新，可以说是文人与盐商追求“奇趣”审美品味的结果。文人画家通过对各种新的元素调和转化，确立自己的风格，博得与绘画市场之共鸣。罗聘谨守画家本份，尽管他得到正统文人的礼遇，但未见有谋求功名的行为。在居士圈子里，他更倾向与人分享品味、信仰。即使绘画营生，自我实现的方向仍然是塑造文人形象。鬼画是他的另一片领地，在那里他可以自由地从事创作；鬼画是他的一面镜子，被他用来映照自身的文人身
影。
罗聘《鬼趣图》的诞生与清中叶风靡扬州的志怪小说有着双向或单项的影响。无论在野文人蒲松龄、文人画家罗聘都从民俗文化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了创作灵感。可见民俗文化永远是艺术家创作的沃土，值得以文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