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吐蕃统治敦煌的时期是汉藏密教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无论是考察汉传密教还是藏传密教，吐蕃时期的敦煌密教理所当然成为这两大佛教系统的交融部分。中唐时期，汉传密教和藏传密教开始大规模地在敦煌地区碰撞、交流。译介汉藏经典的译师，在敦煌汉藏密教的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法成就是这一时期活跃于敦煌佛教界的最著名藏族僧人之一。陈寅恪先生将法成在佛典译介方面的卓著功绩比之以玄奘。以往学术界对法成在显教方面做出的成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介和肯定，但却忽视了他在密教方面做出的成绩。
因此，本文主要介绍了法成在敦煌传译汉藏密典的情况，重点分析法成所译介的藏汉密教典籍，通过密教经典梵、藏、汉三种文字的对勘研究，深入挖掘了密教经典中陀罗尼的内涵，并探讨法成译介的汉藏密教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对法成进行全方位评价。
本文主要分四部分进行论述：
一、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佛教。吐蕃统治时期，吐蕃本土佛教与敦煌佛教之间展开了一场较为全面的交流。敦煌地区的佛教在吸收了汉、藏两种文化后形成了独具特点的敦煌佛教。吐蕃统治晚期，汉藏密教正式大规模交流，敦煌地区和吐蕃本土密教传播发展的进程基本一致，两地所流行的密教包括陀罗尼密教、持明密教、真言密教和瑜伽密教以及少量大瑜伽密教。
二、法成的生平及其佛典翻译。法成作为公元八至九世纪之间在活跃于敦煌的最有影响的一位藏族翻译家和佛教学者，于唐大和七年（833）到沙州（今敦煌）永康寺开始佛经翻译。后辗转于甘州修多寺、沙州开元寺。在敦煌译经时法成拥有“大校阅大德方丈翻译师尊者”、“大蕃国都统三藏法师沙门” 和“国大德三藏法师”等职衔和称号，是吐蕃正式的译经组织主持者，位居都统之职，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法成一生的翻译、经疏、著述以及由弟子们记录的讲经笔记等共达39部之多。
三、法成的汉藏密典传译。在法成翻译的17部经典中，密教经典为6部，约占翻译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由汉文翻译为藏文的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圣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圣观自在秘密藏无碍如意轮心陀罗尼》、《圣十一面明咒心陀罗尼》和《不空羂索十地陀罗尼》；由藏文翻译为汉文的经典只有《诸星母陀罗尼经》1部。显然，汉翻藏的经典数量要比藏翻汉的多。法成选择从汉文译为藏文的经典，多数为密教观音部经典，从译介的数量及内容来看，反映了中唐时期内地以及敦煌地区观音部密教经典盛行的情况。
四、法成在汉藏密教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法成对《诸星母陀罗尼经》的译介，使“九执”、“黄道十二星宫”的概念随着藏传密教的传入而进一步输入中国内地。此经的译介亦能与汉地宿曜类经典合拍，进一步证明了在汉地和吐蕃本土宿曜类陀罗尼经典的传播进程基本趋于一致。唐代的宿曜类经典和吐蕃本土的宿曜类经典都处于陀罗尼密教向持明密教和真言密教过渡的时期。法成所译介的几部观音部密教经典性质则属于密教发展中期的持明密教。这些经典传播至吐蕃本土后推动了吐蕃密教发展的进程，使观世音信仰在吐蕃本土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吐蕃观音“六字真言”的盛行，为雪域藏地此后一千多年的观音“六字真言”信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