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服饰，被列为衣、食、住、行人类生存之四大条件之首，他所体现的服饰文化也就成为个文明时代最富表现力的文化。 《诗经·秦凤无衣》中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慷慨激昂，《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荆轲：“衣人之衣解人之忧，食人之食死人之命”的侠肝义胆，五代牛希剂有：“记得绿罗，处处怜芳草”，得缠绵悱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在视服装如金银，房屋一般的社会里，服饰在人们的日常道德生活和居家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而官服，作为官吏们的制服，在它几千年的沿革中，体现了封建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从分析官服研究开始，可以追寻到历史时期的社会实况和历史人物们的真实心态，这是此篇论文的目的。 唐代官服有三大特点，其一是等级森严，细节繁琐；其二是官品服色；其三是服饰文化国际影响巨大。本文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展开对唐代的社会实况和人物心态的讨论。 首先，针对等级森严，细节繁琐这一特点，对官服作为正史服饰资料最多研究反而简略的遗憾，结合大量绘画、墓道壁画、考古实物、出土陶俑对唐代的官服作了具体的介绍性的描述，并对每一种服饰的演化以及影响作了介绍。其中所附的图片资料，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形式上的等级森严和内容上细节繁琐本质是皇权高度集中，文化成熟的标志。 以大裘冕为例，这种唐以前天子们祭祀天地诸神之首的祭服。因为“皇帝祭祀昊天上帝，扶大裘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所以世代相袭，大裘冕都是最隆重的祭服。但随着唐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武德令时还同样受重视的大裘冕，到了开元十一年（723）玄宗“以大裘冕，冕又无琉，既不可通用御寒暑，乃费而不用。”把这种极不方便与时令转挽，又不能体现天子威严的简陋冕服废止了。开元盛世的皇帝不再以服饰面料的坚固与否，做取舍的根据，而是以华丽的纹饰来代替对实惠和朴质的追求。这不仅仅是经济繁荣带来的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审美观在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诞生了。同时诞生的还有一种新的社会思潮。“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冕，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从而大胆的武则天，和同样有魄力的李隆基一样，都选择了华丽、壮美的衮冕，而弃大裘冕于不顾，从这种服装的变迁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阴于盛唐气势中的那股皇权高度集中的主线，因为祭服不存在随时尚流行的可能和必要，所以他的每一次变化就是一次政治发言，此种情况也存在于皇后的祭服的变化之中。从表面上看，是具有盛唐开放之气皇帝、不拘泥于成规，不食古不化，其底蕴确是皇帝的权力增加了，达到可以修改不合时宜的祖宗成规，小到可以规范他人政治生活中的细枝末节，这种皇权高度集中的表现在朝服、章服中也有反映。 唐官服的第二个特点是官品服色制。以官服的颜色论等级并非始于唐代，但作为一种制度的确立确实在唐代，唐以前的人们讲究“无色、八音可以悦视听，所以导心，凡此皆以养生”的色彩观。色彩被分为“正色”和“间色”受“五行终始说”的控制。到唐代，随着印染技术的发达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五行终始说”衰落色彩的选择上升至审美的高度。通过对唐王朝官服色彩的分析，可以推导出唐人的审美心，证明作为皇权象征的黄色，人们对于他的重视始于唐代，且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的影响，唐人对于“五行终始说”的土德之符响应不大，唐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正色”和“间色”的区别，而是形成了独特的追求鲜明，多色彩层次的审美观。 唐人对色语的认识已经日趋成熟，与现代人们对与紫、白、黄、青、绿的色彩语言认识基本相同。大大丰富了后世民众的生活色彩，同时也体现了盛唐中华文化的绚烂多彩的事实。 唐官服的第三个特点体现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意义巨大。唐官服典雅庄重，华美富丽，且士、农、工、商之服各得其宜。日本人非常羡慕，日本天皇在719年，818年曾两次下诏，仿唐服，使日本朝廷五品以上官员皆着唐同品官服，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朝鲜，时至今日，依旧把日常用于参加典礼，重大节日，拜见长辈的礼服称为唐衣，这作为文化史上的交流成果，其国际影响巨大。 唐代官服以其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唐代官服对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服饰思想的成熟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此篇文章从以上三方面入手，力图详细、全面地对唐官服作系统地分析，但限于时间、精力和本人的才学，还不尽如人意，敬请师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