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旅游流与目的地是近年来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之一。旅游流是旅游需求的显性表现，目的地综合发展水平反映旅游供给情况，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耦合关系研究，加深了旅游流与目的地互动关联研究的精度，对于解决我国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供需矛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可为城市旅游管理、服务运营和建设提供实践指导。
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因素及模型与机制研究——以六大城市入境旅游为例》（NO.41271158），在系统论等理论指导下，依据“问题提出—指标遴选—模型构建—规律探讨—原因分析”的研究思路，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法、系统科学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地理时空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首先，构建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耦合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其次，从时间角度评判六大城市耦合协调度发展特点，通过聚类分析，探寻六大城市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规律。最后，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各子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并探讨耦合发展关键影响因素。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1）六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到高、由失调到协调”的特征。①1996~2012年六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经济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和社会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依次经历低水平耦合阶段、拮抗阶段和磨合发展阶段，并于2012年最终达到初级协调水平，均未进入高水平耦合发展阶段；②六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的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耦合较高且稳步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第二类为耦合快速发展型，以广州为代表；第三类为耦合波动发展型，以西安、成都为代表；第四类为耦合协调待提高型，以昆明为代表。③东部三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发展水平呈“同步优化”特征，表现为稳定的梭形发展形态。西部三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发展水平呈“螺旋式上升”，表现为“单一滞后型与同步优化型交替变化”的特征。
（2）东—西部城市三维度耦合发展特征各异，出现经济导向、社会文化导向、生态环境导向等几种耦合协调类型。①东部城市耦合发展特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城市经济导向的耦合协调类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另一类是社会文化导向的耦合协调类型，以广州为代表。西部城市耦合发展特征各具特色，西安、成都、昆明分别发展为社会文化导向、城市经济导向、生态环境导向的耦合协调类型；②城市经济环境对东部旅游城市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最大，社会文化环境次之，生态环境最小。西部旅游城市中，除成都外，城市经济环境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尚小于社会文化环境或生态环境。
（3）东—西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总体差异呈“先波动上升再波动下降”的趋势。总体差异来源依次经历“旅游区内差异为主，旅游区间差异从属”、“旅游区间差异为主，旅游区内差异从属”、“旅游区内差异为主，旅游区间差异从属”的变化格局。
（4）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经济、产业、交通是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水平、交通通达度对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耦合发展影响显著，旅游资源条件和城市生态环境对耦合发展起基础性、辅助性作用。
主要创新之处：
（1）利用相对发展度模型，研究东—西部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相对发展水平。东部三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发展水平呈“同步优化”特征，西部三大城市呈“单一滞后型与同步优化型交替变化”特征。
（2）分析提出了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耦合协调时序发展规律。六大城市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耦合协调度呈现“由低到高、由失调到协调”的特征，通过层次聚类，将东—西部城市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种类型，对旅游目的地城市发展进行了定量评价。
（3）“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研究视角创新。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入境旅游流与目的地城市各子系统的结构性耦合关系。专注于研究目的地城市各子系统对耦合发展的贡献程度，从结构性耦合视角，进一步揭示了两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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