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论

中西诗学各自在不同的人文语境中发育成熟，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语法规则，左右着民族的审美心理和思维习惯。在十九世纪以前，它们之间很少对话，从那时候起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传统诗学的领地又一再被西方思潮侵占，也没有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这样，经验的缺失和对传统的疏离迫使我们在对比是首先面临着双重的困难，即一方面是对西方概念不加分析的平行移植引起的混乱，另一刚面世对本身文化感受性的萎缩所招致的力不从心。 解决这一双重尴尬的前提是批评是首先应有的历史的、开放的态度。法国文论家伊夫·谢弗莱尔在《接受理论与比较研究》中，针对比较研究中的保守性，指出在比较学者所习惯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工作方式中都应该贯穿着历史感，因为任何比较实际乃至两种文化的接触："这个要求表明学者在接受研究中很难迁就一种纯现象学的观点，如果对于现象学家来说，作品只能因阅读而存在，那么对作品的视角就不应当是批评家一己的。"但是，什么是历史呢？伽达默尔认为历史存在于当时的阐释中，尧斯则说历史是与接受互相作用的一种效果，他们对于纯客观的历时提出质疑。前苏联文艺学家巴赫金认为，文学创作运用的是思想组织过的材料，具体的社会存在只提供给作家一个思想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作品。在我看来，历史在文学中的存在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功能结构。它包括1）接受者。任何一种文学观点的提出总是直接的与接受有关，它既是某一具体阅读的结果，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整体接收的或然表现。2）文学史。这是理论的立足点，它与理论处在互相作用共同运动之中，并不是静止的存在。3）具体语境。它既包括以人文思潮为中心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也涉及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决定的一系列固态上层建筑，这个结构一般说来在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应该是整体性的，因为任何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精神现象的发生，都是各个领域内历史整体积淀的裂变，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生产。 概念的澄清是具体比较操作的中心，它建立在随文学史和文化感受性的辨析之上，旅美学者叶维廉在《东西方文学中的"模子"的应用》中认为："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谈古，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上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加以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就是对两种诗学在其固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寻找其中的规律；"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就是以中国诗学的术语阐释中国诗学，以西方诗学的概念解读西方诗学，比如，本文中所论述到的一种流行观点是主张西方诗学属再现型，而中国诗学属表现型。这一观点对于描述中西诗学中某一阶段某一局部的现象似乎尚有可能，但将它视作中西诗学特征的整体概括性原则则使之偏颇。第一，表现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概念，它具有特定的文化语境和信息内涵；第二，中国传统诗学中根本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任何概念，固然中国诗言志的传统更注重于韵味和意境，使东方天人合一哲学观念在诗学中的具体显现，与表现有根本不同，与其以表现来界定中国诗学的特征，莫如运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因为用表现和再现的模式来沟通中西诗学，就有可能将诗言志和模仿说的比较，无意中引向西方表现说和模仿说的传统对立之中，其结果必然是重新塑造了中国诗学的内涵。 "诗言志"和"模仿说"是种西方出现最早，影响也最为持久深远的两种理论，可以说，中西方论述千年以来的演替与发展，都与此二种学说息息相关。本文研究的目的，即拟合文学史和文化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两种代表性理论的比较，澄本述源，寻求其发展的脉络；并从其理论发生与发展的角度，重新探讨中西诗学的共性与个性，追寻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文化精神。 全文分三部分，前两个部分个包括两个小节，分别论述了诗言志和模仿说的发生与共性；发展与个性。第三部分侧重从其差异性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形成言志和模仿发生发展的哲学动力。 笔者才疏学浅，遗漏笔拙，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备日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