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伴随着书法热的降温，人们逐渐把思维的焦点转移到了对中国古代书法的反思之上，可是作为古代主要的思想意识的入道对书法艺术的影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就是主要针对这一缺憾而作的尝试，笔者试图从唐代入手，从当时的三个阶层，即儒士、狂士、禅僧的书法创作，思想，品评入手，阐明唐代书法的文化内涵。 全文分四部分。 一、 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士书法。唐代儒学兴盛，唐初诞生的书法机构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的。从书学课程的设置，书法教育乃至与书法考试都受儒学思想的指导，当时的儒士们的书法思想更是儒家文艺思想的反映，仅就儒士们对当时的书法界出现的两种偏颇倾向的处理意见，就可以看出其儒学文艺的内涵，其一是，书法是为“圣道”服务的，是功利性的；其二是书法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但必须以伦理道德为中心。 这种思想明显的体现在对书法本体的具体阐述之中，其一，书法的力度和气势成为人格的外化。力度和气势已经演化成至大至刚的人格特征，如颜真清书法的力度与气势的剖析，已经同其忠君的义士、不屈的勇士、护道的卫士挂起钩来。其二，书法的情感表达体现了中庸的处世态度，即情感的表达要“舍尔不漏”，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所以被接受，张旭、怀素的书法所以受到部分人的斥责，就是因为前者符合不激不力，后者虽“发乎情”，而没有“止乎礼仪”，为艺术而艺术。其三，书法的结构布局赋予方位以伦理上的含义。正如君子之态“望之俨然”一样，书法结构的形式也与伦理含义结合在一起，如结密``````````得体和大臣冠剑发生了联系，“庙堂之气”与正人君子发生了对应。显然书法是被作为端正人品的伦理象征。 二、“浩然听笔之所之”的狂士书法。这是以张旭、李白、贺知章为代表的，风格迥异于儒士书法的书法群体。不可否认，他们书法的狂放，姿肆的特点，受其性格影响，同时，也有道的深刻影响蕴含其中，道家的回归自然，物我两忘；道教的求仙得道，追求享乐间接的影响他们的书法艺术，形成了自然而又浪漫的书法风格。书法不再具有功利性，而成了书法主体生命的艺术。 另外，狂士书法的形成，也有理论上的准备。在初唐尚法之风笼罩下的书坛，就有追求道家风味的思想存在。理论家们的阐述表明狂士书法是经过一段酝酿而出现的。 在此，浪漫的狂士书法作为宽博、宏大的唐代文化的一员，同其他艺术特别是诗歌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狂士书法能广泛地吸取其中的营养成分，成为内涵丰富的艺术。 最后，狂士书法与“竹林七贤”放荡不羁所形成的书法艺术内涵以及盛唐气势磅礴的颜体内涵不同。前者，狂士在内心苦痛的变形，而借清淡、疏远表达一种失落；后者，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捍卫，而不是狂士书法对自由美的执著。 三、 禅僧书法。这是一个主要活动于中晚唐时期的书法群体。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 草书的创作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狂草书法集团。 禅僧书法之所以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当时禅僧于世俗的文人大夫交往有关，怀素交接当代名公，书名震动长安；高闲因韩愈作《送高闲上人序》而声名意重。不仅如此，还因为他们的书法迎合了当时文人普遍的审美趣味，打破了书法的功利性给书法艺术带来的阻碍，摆脱了科学书法的弊端。他们继承了狂士书法的遗风，大胆地向纯写意的书法过渡。这些通晚唐人追求一种表现自我、书法自我的情调相一致。 另外，禅僧的身份，使得禅宗对其影响更加深刻，他们的主要艺术活动——书法也莫不打上禅宗的烙印。一方面，禅宗戒律日益松弛，不坐禅、不吃斋、喝酒吃肉成了时尚。浪漫豁达成为中晚唐禅僧的心理状态，这也为书法创作摆脱各种伦理、规范的束缚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禅宗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顿悟性思维也深刻的影响着书法的创作。客观世界眼视耳闻很容易为灵感所启发，通过迅极的书法表达出来。 最后，禅僧大都好酒，潜意识的追求在内心思维羁绊被扫除的情况下畅快淋漓的表达出来。 四、余论。当然，儒道释对书法的影响渗透不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但“唐人尚法”并不能代表整个唐代的书法特点，对唐法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肯定或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