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宋朝与高丽往来人员研究

中国与朝鲜半岛经历了魏晋南北朝迄唐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关系；唐与统一新罗关系；宋、辽、金与高丽关系；明、清与朝鲜王朝关系四个发展阶段。其中十至十三世纪宋与高丽的关系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转型期，原因有二：一是这一时期双方传统的一元朝贡呈现复杂的多元化倾向，高丽向宋朝贡的同时还先后向辽、金朝贡；二是中国对朝鲜半岛的交往模式由“迎进来”转为“走出去”，以往双方的交往基本表现为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接纳和包容，即“迎进来”，在这一时期以商人和移民为代表的宋人开始“走出去”。在“走出去”模式的带动下，这一时期的宋丽关系突破了双方以官方交流为主的局面，开创民间交往盛世，宋丽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丽间的往来人员按照身份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五类，即：使节、商人、移民、留学生和求法僧。使节是官方代表，其派遣随宋丽关系的沉浮而动态变化。在宋与高丽并存的三百二十余年间，高丽向宋遣使69次，宋向高丽遣使42次。与大一统时代不同，宋丽间的使节派遣处在分裂的政治格局下，双方的交聘行为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故对其交聘目的的判定应选择一种动态的视角。不仅是交聘目的，包括使节派遣的人数、次数以及使节的个人信息，如官阶、家族出身、个人学识、品行道德等微观方面，也都是动态把握宋丽关系的有效参考。

宋商是宋丽往来人员中人数最多、往来最频繁的群体，他们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官方使节，把宋丽民间贸易推向高潮。韩国学者金渭显认为在宋丽关系中经济关系比政治关系占更大比重。与唐代是新罗商人主动来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贸易不同，宋与高丽贸易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大量宋商前往高丽。在宋丽官方交往正常期，宋商活跃的商业行为密切了双方关系，是官方交流的有利补充；在宋丽官方交往断绝期，为谋利而不断前往高丽的宋商是宋丽互通有无的唯一纽带。统计表明，宋商赴高丽贸易的高潮正是出现在宋丽官方断交期。在为宋丽交流而奔走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中，商人功不可没。宋商的活动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他们还灵活自主的承担其它任务，包括传递消息、文化交流、提供搭乘船只等。宋商不仅在宋、丽间奔走，他们还穿梭于宋、日之间，甚至还涉足高丽与日本的交往，从其活动范围看已完全具备“国际性”了。

进入宋代的高丽留学生从种类上分为“官派生”和“自费生”两种，自费留学的这部分学生史无详载无从探讨。但就高丽政府派出的这些“官派生”而言，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人数少，宋代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高丽官派留学生仅有十一人，无论人数、次数还是规模都远逊于唐代；二是质量优，从高丽留学生在宋学习和及第的表现看，这些学生都是高丽青年学子中的优等生；三是及第后归国意愿不强，比起返回高丽这些留学生更愿意在宋入仕。

求法僧情况与留学生相似，五代以后至北宋（960-1127）中叶高丽僧侣的入宋求法活动陷入低潮，人数骤减至几十人。北宋后半叶和整个南宋时期（1127-1279）几乎绝迹。宋与高丽的佛教交流较之唐与新罗的佛教交流大为减弱。高丽僧入宋求法所到寺院遍及浙江、福建、安徽、江苏、河南五省，特别是浙江，留下高丽僧人足迹的寺院有二十一座之多。他们不仅将宋佛教的义学思想和主要宗派传到高丽，同时也对宋佛教的义理建设和宗派建设发挥过重大作用。高丽王子义天是这一时期高丽求法僧的杰出代表，他的求法活动促成了宋丽佛教典籍的大流通。

高丽仰慕宋朝的先进文化，以提供优厚的待遇为诱饵对有才能和技艺的宋人进行大肆招募，并通过宋商传达消息，一部分宋人因此选择移民高丽。两宋时期正值高丽中前期，与以往两国移民流动都是以朝鲜半岛移民流向中国大陆居多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宋人移民高丽展现出高调态势。不过到高丽后期，宋人移民高丽的现象就几乎消失了，直到元朝建立后才又有移民进入高丽。移民高丽的宋人具有和平性、海洋性、稳定性和精英性四大特征，籍贯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特别是浙江籍和福建籍。这些宋移民与因避难、战争、逃荒等客观因素进入高丽的移民不同，他们在高丽的生存资本是其本身具备的能力和技能。蔡仁范、林光、刘载、刘志诚四人的墓志铭内容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凭借这些能力和技能，宋移民活跃在高丽社会的各个方面，为推动高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实际贡献，其中有些移民的主张和建议甚至影响了整个高丽时代及后来的王朝。

宋代特殊的国际格局、发达的海外贸易和繁盛的中外文化交流，成就了宋丽关系在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史上的特殊地位。使节、商人、留学生、求法僧和移民，这五大人群在宋丽间不断流动，共同勾勒出一幅动态的宋丽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