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形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是在宋代才产生的。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诗歌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相互作用而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催生的一种新的诗学批评样式。最早的诗话当为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随后诗话别集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创作宗旨也由以记事为主的闲谈随笔向以论辞为主的诗学专著方向发展，从而进入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宏观领域中。单个的诗话别集在理论批评视角上虽因不尽相同而各有所长，但一部诗话别集的批评观终究不能反映出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所以在专门性、系统性、理论性的诗话批评著作产生以前，已需要从整体上对一定时期诗话本身的批评状况作以总结和反思，以便使它能更趋客观、公正、合理，更具理论性和系统性。这无论对诗歌创作还是诗学批评本身的健康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苕溪渔隐丛话》正是在这样的诗话发展背景下，经过胡仔二十多年自觉辛苦的收集整理才得以问世的。然而前人多把该书仅仅作为一个研究的资料库来看待，对它的研究多停留在文献层面，而忽略了胡仔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编排方式中所潜在的诗学倾向。那么我们通过对胡仔其人其书的研究，揭示该书所潜在的文学史价值和诗学批评价值，无疑对诗歌史的研究、或者是对诗学批评史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论文分胡仔其人及《苕溪渔隐丛话》编集成书研究、《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史论和《苕溪渔隐丛话》的诗学批评三部分。前一部分是研究的基础，后两部分是研究的重点。第一部分分两节论述，第一节主要从文献和文本的角度研究胡仔的家世、生平、仕宦、性格趣好、创作等，期以能知人论世，进而有助于其诗学观的理解。第二节则对《苕溪渔隐丛话》的编撰动机与成书过程作以详细的考证。第二部分梳理了《苕溪渔隐丛话》所收录的诗话，纵横结合，概括地论述了唐前诗歌、唐代诗歌、北宋诗歌三个阶段的诗歌发展小史。第三部分诗学批评，分师法与诗法、主张创新、平淡与自然三节，论述《苕溪渔隐丛话》一书的诗学思想。本文的主要结论有：
1、对胡仔的家谱、年谱作了补充性的考订。因为《宋史》没有为胡仔作传，前人研究多有舛漏之处。本文从相关正史、方志等入手，结合《丛话》本身所提供的证据，使其家谱、年谱更加完整。同时也使其性格得以丰满，其诗词创作得以整理合并。
2、《苕溪渔隐丛话》的《前集》作序时间，也就是高宗绍兴十八年（1136）并非其定稿时间。《前集》初成书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前，最后定稿于乾道元年（1165），《后集》撰于乾道元年（1165），成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
3、《丛话》的编排体例有着革新与开创之功。《丛话》在编排上以时间流程为线索，以人物为纲目。这是对此前的诗话总集《诗话总龟》以事分类的编排体制的超越，克服了它或事无所归、或诗无所属的弊端。它对后起之诗话别集与总集的编纂也有着借鉴意义。
4、《丛话》录入元祐以来苏黄等人的诗话，既是对《诗话总龟》内容上的补充，也使北宋诗话的总貌得以呈现。这些诗话有助于我们对作家、作品、风格等的批评、阐释与解读的深化，也使诗歌发展史的脉络更加清晰，《丛话》的诗学批评体系更趋完整、精严。
5、《丛话》为我们描述了一部简明的从上古的《诗经》至北宋的诗歌发展小史。古典诗歌虽然极为繁盛，但此前我国并没有诗歌发展史的专门性著述，胡氏《丛话》一书无疑初步填补了这项空白。胡仔于唐前诗歌尊崇《诗经》，于作家推崇陶渊明，称赏他的人格与诗风。他宗唐祧宋，于唐人推尊李、杜、韩、白，于宋人推尊欧、王、苏、黄。这无论对后来的作家风格流派研究，断代文学史如唐诗史或是宋诗史的研究，或是整个诗歌发展史的研究，在体例、观点、方法等方面的借鉴意义都是不容抹杀的。
6、《丛话》也有着自己的诗学批评观：它讲求师法前人、注重诗歌的法度，要求不断创新，追求平淡与自然。这些诗学观点基本上反映出了宋代诗学批评的主要倾向。他崇陶尊杜，贵古而不贱今，于宋诗推重苏、黄二家。比之同时的张戒、后起之严羽等人一味贬低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偏颇之论无疑更加公允，比后世的“宗唐派”或者是“宗宋派”都更具有批评家的远见卓识。他于作诗要求取法乎上，以禅说诗等已开严羽论诗之先声。他尊老杜、黄山谷、提出“师老杜而友江西”的批评观点，比方回的“一祖三宗”论更具有历史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