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葛兰西文学批评中的实践难题

与其他人不同，当葛兰西谈论文学之时，“文学”不是一个开始，也不是一个实证主义式的对象，而是一个空缺的在场。造成这个空缺产生的原因是“民族-人民”的文学并不存在，这一难题反映到社会层面则是文学传统与人民精神生活的脱离，而以往的文学经验并不可取：书本上与精神上的文学传统仅仅来自知识分子狭隘的“经济-社团精神”；为人民广泛接受的各种小说类型，或受制于外国知识分子的领导，或使人民在道德与知识上停留在粗俗、迷信的低级层面。无法超越知识分子的“经济-社团精神”建立文化领导权，以提高人民的道德与知识水平，创造新的精神生活，反而单纯依靠文学的内部生产注定使读者抛弃作家，这种情况他称之为“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因此，他的文学批评永远隐含着一个有关实践的难题——即民族-人民的形成，它是一种创造新的精神生活、创造新的人的政治实践，从而与“新文学”即“民族-人民的”文学的创造密切相关。新的文学是这一实践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实践的文学-情感层面，而文学批评要为它的形成创造条件。

本文第一章将对国内外的葛兰西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据此概括葛兰西研究相关文献的出版状况，比较各种版本的葛兰西著作。它主要着眼于三大部分：意大利语学界，它根源于葛兰西进行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的父土；英语学界，它对葛兰西理论的传播与阐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之迸发出极大的思想活力；国内的研究者们，他们对葛兰西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译介与研究。

第二章着眼于葛兰西的文学批评文本，勾勒出葛兰西文学思想的大体轮廓。葛兰西的理论诞生自马克思主义传统，并以“实践哲学”这一概念为该传统注入了极具他个人色彩的理论特征,而他特殊的写作状况也为理解他的思想制造了困难。葛兰西的文学批评散见于各种形式的文体，如札记、时评、书信等，而且缺乏严格意义上的论述形式，尽管葛兰西本人并未形成系统的说明，但通过分析其思想发展过程中一贯性的“要素”，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葛兰西的理论框架与关键概念，而文学批评作为市民社会领导权问题的一部分自有其重要位置。

第三章引入了阿尔都塞的“难题性”概念，一方面用以从理论上区分实践的对象与理论的对象，另一方面旨在从“民族-人民的”文学的从无到有的实践难题中确定文学批评的位置，并直接沟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通过重新把文学从文学看似独立、自足的“经济-社团”形式外观打破，将其还原为市民社会中的社会实践活动，葛兰西进行了对社会集团力量对比的局势分析，否定了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代之以斗争性——因而必然具备人民性、党性的文学批评。为此，文学批评务必帮助文学在静态平衡中的旧有文学形式和在历史运动中的新文学形式之间划清界限，而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归根结底要回归到一个最终的合题上来——人的问题，即一个“具有许多丰富和关系的”的“社会关系的综合”，一个在未来的“形势”中的人，一个摆脱了混乱状态的“秩序的一个因素”。而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将探讨葛兰西这一思想对唯物主义传统的回归。

第四章 “文学”不能成为“民族-人民的”文学恰恰暴露了持续性的社会危机的产生，书本与精神上的文学传统大行其道及外国文化的肆意渗透都在使这一难题被各种偶然现象淹没，因而“文学”必须重新被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所塑造。为此，缔造“国家精神”的连续性就必须创造新的“力量对比”，以往的文学经验与传统要在“局势”中认清自己的位置，它产生一种独特的“战斗的批评”。葛兰西在谈论皮兰德娄的戏剧，特别是方言戏剧时谈到的它与剧场演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论及通俗小说如何受到人民的喜爱时，重新定义了“现实主义”、“内容”与“形式”等概念，超越了传统批评话语中的狭隘意义，这些都是葛兰西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为解决“民族-人民的”文学，乃至“民族-人民”形成的实践难题积极制造条件的创造性体现，这也是由葛兰西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而非纯粹的文学批评家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