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家庭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家庭结构的变化削弱了传统家庭观念的约束,而新的家庭道德观念和家庭道德控制机制还不成熟,社会上出现了较多问题,如离婚率居高不下,家庭解体频繁,家庭暴力等现象严重。人们开始反思拯救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对人们的家庭观念进行适当整合。先秦两汉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萌生、发展、定型时期,研究这一时段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原始儒家对于家庭伦理的论述是相对中和的,以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梯、姑慈妇听为总的原则,而后来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后儒们对原始儒家进行了改造,放大了原始儒家思想中涵盖的不合理部分,最终走向片面化,成为“三纲五常”。另外,伦理的社会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目前人们对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观念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如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完善道德的控制机制,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先秦儒家家庭伦理产生的背景及规范。由于经济及政治原因的共同作用,宗法制家族逐步解体,从春秋中期开始,个体家庭成为自然单位的承担者和体现者,独立意义上的个体家庭出现。西周“礼制”自上而下、自内而外都受到严重破坏,道德沦丧,功利主义伦理显现。在这个背景下,先秦儒家提出了作为调节手段的家庭伦理规范,主要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为总原则。 第二部分论述先秦两汉家庭伦理的变迁及其政治化。随着汉代统治者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原始儒家中父慈子孝、夫妇和顺等相对体现权利与义务对等性的合理性因素被片面化、绝对化。伦理由情感流露发展成治国工具和仕禄手段,原有的父慈子孝,兄友弟锑,夫妇和顺的家庭伦理原则向“三纲”发展。忠君孝亲的道德原则成为秦汉统治的政治原则,伦理政治一体化。也正是因为二者的紧密结合,儒家伦理才得以积极地参与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显示出其社会功能的作用。 第三部分分析了先秦两汉家庭伦理的传播与实践途径。先秦时期主要是以“仁爱”作为家庭伦理的基石,以“礼”作为载体传递家庭间的伦理规范,最后通过士阶层的推动传播的,但这时的家庭伦理规范的影响还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理论层次。在汉代则通过教育、行政、法律、感化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手段最终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了它。随着行政性地推行,秦汉家庭伦理逐步走向政治化与社会化,“三纲五常”已经毋庸置疑地开始规范约束人们的行动,在实际生活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作用,但社会实际并未与礼法规定即刻同步,习俗观念制度内化为人们内心的理念还需要个过程,从东汉开始,随儒家伦理观念向社会渗透的日益深化,对三从四德的认同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 第四部分讲家庭伦理的现代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儒家家庭伦理能否现代化如何现代化上学者们存在分歧与争论。他们提出了种种学说,张岱年先生提出的“综合创新说”在大陆得到了广泛的赞同。在2004年11月27日,在北京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传统伦理与家庭道德”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当代中国,传统伦理和家庭道德仍有其现实的基础和重要的实践价值。我认同这种观点,并认为只有在传统与反传统的平衡与张力中才能更好维持家庭的和谐稳定。我们应从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中汲取有益成份,批判其不合理性,弘扬其潜在合理成份,让其在当代发挥积极作用。对于家庭伦理的社会控制我们更应吸收借鉴历史的手段,教育、行政、法律、道德感化,这些传统的控制手段在今天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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