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创造社与“革命文学”

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是20世纪中国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投影，牵连着现代中国思想的流转和裂变，影响并铸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变局。本文从创造社这一角度切入，探寻“革命文学”生成的理论机制和现实依据，理清“革命文学”得以发展、壮大的生长脉络，审视并反思“革命文学”理论与文本的得失。
“革命文学”的发生。“革命文学”这一独特文学现象之产生与“革命”话语的制造、流通和积累密切相关。从“汤武革命”说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革命”在中国一步步走向神圣化，“革命”崇拜心理与日俱增。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文学标准的确立和崩溃过程，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兴起和消亡，表征着权力的在场与缺席。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促使知识分子有机化，在意识形态方面争取大众，以保证取得革命胜利。故此，“革命文学”成为中国时代形势的必然要求。知识分子通过为文学立法，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凝聚、整合和认同的功能，发动大众投身革命，实现革命目的是“革命”与“文学”联姻的理论逻辑。意识形态功用必然成为“革命文学”的旨归，“革命性” 成了衡量其价值的标准。“革命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革命一样，若仅仅停留在暴力发动的层次，而不以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发展为终极目标，那这样的“革命性”就是浅薄的和庸俗的，其价值也将是空泛的。
创造社期刊与“革命文学”的展开。“革命文学”能成为席卷文坛的主流话语离不开有意识的期刊运作。后期创造社能成功实现“方向转换”并倡导“革命文学”得时代风气之先，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造月刊》和《文化批判》的精心运作。透过这两种刊物，我们可以探寻出“革命文学”话语一步步走向统领文坛地位的内在脉络和成长机制。《创造月刊》的发展过程生动地标示出创造社的“转换”历程，它为“革命文学”的推进立下了汗马功劳。正是《文化批判》的运作，使创造社掌握了“革命文学”的领导权，铸就了后期创造社的辉煌；也正是它的提倡和推动，“革命文学”运动才得以全面铺陈开来。“革命文学”的成长，离不开人为的推动。
创造社“革命文学”的理论和文本。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首先面对的是“革命文学”何以可能的合法性问题。创造社以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为理论前提，从文学产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入手，以对“五四”文学的阶级论断为参照，通过证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来推定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之必然，“革命文学”的合法性也由此获得。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还包括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论，“革命文学”作家论，“革命文学”作品论和无产阶级文艺批评论等。“革命文学”理论体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特色和缺陷，体现了现代性内部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艺术的自律和他律之间复杂而紧张的关系。“革命文学”是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用特殊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高扬文学启蒙（另一种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这与“五四”文学殊途同归。但“革命文学”现代性对“五四”文学现代性的批判却是现代性的倒置，即启蒙现代性批判审美现代性，这就造成“革命文学”本身缺乏质疑性的现代性话语而单维突进、惟我独尊，文学的自律被摘除，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张力结构也存在崩溃的危险。文学自律和他律的生态关系遭到破坏必然造成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畸形。“革命文学”的这种偏激也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革命的要求相关，它难逃历史的定数。早期的“革命文学”文本大多是“断裂性”文本，“革命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多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对一般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完成了对“革命文学”“革命”性的解构。在这样的文本中，启蒙意识并未消除，这一方面说明“革命文学”文本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单一的，知识分子并未退场；它方面也体现出启蒙于现代中国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