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基于Hummel and Klenow (2005)的分解方法,利用2000-2010年间中国制造业对94个主要经济体HS 6位编码水平上的出口贸易数据,并结合核密度作图揭示出广延边际和价格边际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且作用逐渐增加,集约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十分有限。进一步描述性统计分析各主要贸易影响因素与各贸易边际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人民币相对升值、汇率弹性增大、进口国消费水平提高可能同时促进四种边际的增长;进口国市场规模扩大、关税水平降低可能只提高广延边际,而同时减少集约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距离可能对广延边际和数量边际产生显著负影响,对价格边际产生显著正影响。
将Hallak and Sivadasan (2009)的质量指数和进口国质量约束引入到Bernard et al. (2011)的模型中,同时考虑汇率因素和融资约束问题,建立一个多产品双重企业异质性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进口市场规模扩大、消费水平降低或可变贸易成本降低均提高产品需求量,降低出口专业技术能力界值,出口同时沿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增长;产品质量的提升将增加产品需求量,提高出口专业技术能力界值,因此集约边际增加,广延边际减小;本国货币升值将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放宽融资约束条件,从而抑制集约边际增长,对广延边际的影响不确定。
基于理论模型和进一步将中国制造业产品分别按照异质性程度、质量水平差异、技术含量差异、比较优势产品以及进口国贫富差距进行分类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在基准回归和多数分类下,进口国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对贸易边际的影响都为正,汇率弹性的影响均为负,人民币升值对广延边际产生正影响,对集约边际产生负影响,在不同组别下,可变贸易成本对贸易边际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别。这些结论验证了部分理论命题,解释了部分典型事实,并与相关主要文献研究结果相符。实证结果综合表明高质量、高异质性性或比较优势产品是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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