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二十年前，我在陕北南泥湾当农民。每到初春，生产队的男人们都要到山上去，砍掉农田边上的灌木林，放火烧掉大片的草丛。于是农田每年都得以有所扩大。农田分布于狭窄的山沟之中。山沟长二三十公里，而宽度不过二、三百米。农田的扩大同时意味着农田的坡度越来越大，而离居住地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黄土高原上，坡度稍大的农田，一遇降雨，则必然发生剧烈的冲刷。往往辛苦一个初春，所开垦的农地一场大雨就变成了纵横交错的沟壑的一部分。而农田距居住地愈远，则用于路途的时间也就愈长，到达最远的农田通常要耗费1—2个小时，这样一来，实际用于耕作的时间就相当少了。由于居住地附近的林木愈来愈少，砍柴也就需要走更远的路。我初到那个村子的时候，砍柴只需要进山约2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三年后，我离开的时候，走同样时问的路程就见不到什么可以砍伐的柴薪了，除非冒险攀登通常只有山羊才上得去的陡峭的梁峁。当地所采用工具主要是普通的犁、镢头和锄，而耕作方式极为粗放。离村庄较远的农田基本上是一年只光顾2—3次。播种一次，收获一次，中间去锄一次草。农民对技术的投入极其有限，年复一年，几乎谈不上什么技术变革。人们将这样的技术方式称为“广种薄收”，这同一、二百年前地方志中的记载相比似没有大的差异。前此我曾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短暂的时间，对南方的农业技术方式亦曾目睹耳闻。同南方比较，使我当时就产生疑惑：为什么不放弃一部分山地，而将有限的劳作时间和其他投入用于平坦而较为肥沃、的川地呢? 这实际是一个环境与技术选择问题。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时时浮现于我的心中。在我离开南泥湾20年后，它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选择这个题目是具备很好的条件的。l995年，我有幸成为史念海先生的学生。史先生从事历史地理学术研究长达60年，其中对环境变迁与 农业的关系的研究为成就最为突出者之一。先生的各种著述已经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若干思路。而20年前农村的生活经历使我在阅读相关资料时经常倍感亲切，同时使我具有某种责任感。 做好这个题目也有很大的难度。历史文献一般来说较少涉及技术选择。举例言之，清廷在西部的屯垦，资料不少，但多与屯垦规模的变化有关，而技术则往往语焉不详。地方志中通常也只是在谈及民风或物产时偶一提及，很少交待技术细节。然而，由于西部的地方志数量较少，即便是这样的资料也是极为珍贵的。清人所作的农书，从地理分布上看，较多地集中于东部，而西部只有关中和成都平原地区稍有几种。而现存的农书不是每本都有大的帮助，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只是一种技术要求，而不是当地实际选择的农业技术的真实反映。此外，近人对清代西部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较少，对其与环境的关系则更是几乎无所涉及。说这是一个空白似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人们重视中国东南部而较少涉足西部诚为事实。人们说到清代农业技术，就立刻会想到精耕细作，然后就会将目光集中于中国东南地区。如果谈及西部，也仅局限于关中或者四川盆地。这种状况使得对西部的相关研究缺少前人学术积累的基础。再一个困难是两部地域广大，地理条件和清代的社会文化环境皆极为复杂，在有限的时间中解决所应当解决的问题，每每有力不从心之感。想必现在的研究也仅仅是一个开端，很多问题尚要留待以后，用毕生的精力去逐一解决。 然而这个问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西部为未来经济发展之重点，而农业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其中，农业技术选择同环境的关系，仍是最值得重视的课题之一。今日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实际上清代就已经存在。殷鉴不远，何敢忘之。如何在西部复杂的环境条件中选择适宜的技术，既关系到农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环境的保护和永续利用。这实际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空间上说，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并不限于西部。从时间上说，它也不限于清代。从内涵上说，其意义不限于技术，甚至不限于农业，而是同整个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吾师史念海先生曾反复告诫，历史地理是一门有用于世的学问。对于环境与技术选择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忽略。只是作者学识有限，劬劬为之，亦不能成善果，殊为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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