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投资使经济得以在原有基础上增长的最初动力。对于企业来说，要想维持和扩大目前的经营规模，必须有投资行为。 综观我国建国以来的投资历史，效益低下是一种"顽症"。这里固然有诸多客观上的原因，但主观上看，投资决策者们忽视投资效益也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宏观经济"细胞"的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其高的投资效益乃是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所以，站在微观经济角度上研究企业投资效益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 企业投资是企业在拥有一定货币资本或事物的前提下，为获得某种预期目标实现而进行的支出活动过程，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资以及流动资产投资等。我国投资理论研究主要是沿用前苏联的激化经济方法。其根本在于它往往忽视资金的时间价值，忽视投资的风险因素等。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企业投资的论述为基本出发点，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开阔论述视野。 在第二部分中，笔者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说明了自建国以来我国企业投资效益低下的事实，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性因素。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之所以投资效益低，是由于几乎没有投资自主权，政府对于企业的投资行为管得过死。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并没有根治这一效益低下的顽症，主要是由于投资膨胀，结构失衡，投资市场化进程缓慢和法治不力等因素造成的。 这样看来，要想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益，政府的投资体制改革，争取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政策环境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在投资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与近期改革的重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从实现企业投资主体归位，健全资金市场，规范企业投资行为机制和政府投资管理法制化等几个方面改革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为企业"松绑"，才能为企业提高投资效益注入政策"合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自身积极性。 但是，是否政府"放权"了，企业就能立刻实现高投资效益呢？当然不是。人们不难看出，在长期的"父爱主义"的大保护伞下，企业几乎没有在市场大潮中"搏击"效益的能力和经验。政府行为的转变只是"外因"，而企业自身行为的"理性"化才是"内因"。所以，在第四部分中，笔者站在企业角度上研究了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其自身的投资效益的最大化。在该部分中，笔者引入了"资金的时间价值"、"投资风险"等概念，运用了概率和统计等数学分析技巧，定量而规范的分别论述了企业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与政权和投资与流动资产的效益，在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分析中，现金流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把不同时期的现金流量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贴现"，排除因时间或风险因素导致的"虚假"效益，使分析更具可信性，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对于企业证券投资的效益分析，借鉴了夏普等人的"证券组合"理论，即通过不同证券的组合来分散投资风险和提高投资效益。这是一个对企业来说较为陌生而又十分实用的方法。流动资产投资方面，主要分析了企业投资与现今应收账款和存货的最佳效益。另外，本文还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上论述了企业如何加强各类投资活动的日常管理。 总的来说，本文立足于企业考察其投资效益，把投资微观效益的提高看作是其提高宏观投资效益的前提和基础。既为政府提高企业投资效益提供了改革投资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又为企业提高自身投资效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理论论述和极具操作性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