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时自清末刑、民分立以降，中国人民就用自己的智慧开启了制定民法典的宏伟工程。囿于历史的局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均因某些条件不具备而被迫搁浅。肩负着光荣和梦想，中国迎来了第四次起草民法典的“春天”，再次赢得了一次向世人宣示自身存在的情感。法律具有特定的时空性，民法典在不同的时空下承担着不同的历史功能，肩负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但时至现代社会，这些原有的历史功能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所以，只有立足于当今特定时空下的中国本土资源，切实地衡平考量其在历史功能与现代挑战之间的利弊优劣，方可对以下命题作出决断，即制定中国民法典是否应当被作为一种目标而继续予以追求。从中国的民法典文化、对社会的规制方法、民法典的立法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回应性、法的历史演变阶段等不同层面上考察，制定民法典仅仅是一种特定时空下的立法选择而非必由之路。中国法学界关于民法典立法条件的讨论之所以停滞不前，其根本症结在于尚未厘清民法典的立法条件和影响因素的区别。中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制定民法典的条件，需要继续进行民法渊源和学术理论的准备。历史法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萨维尼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讨论不仅深刻，而且极具启发意义。所以，以萨氏思想推进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相关问题的研讨将有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确立中国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