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要：魏晋时期，战乱、饥馑又加之以杀戮，动荡时局对士人的感伤、高蹈遗世心态造成深远影响，魏晋诗歌中表现的感伤之情和隐逸出世之思，俯拾皆是。魏晋又是一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时期，东汉王朝的没落导致了汉代儒学的没落，玄学应之兴起，魏晋玄学的主题就是对个体人生价值的思考。东晋南渡，偏安心态使士人从直面现实，转向对山水审美、言意之辨等精神世界的探讨，玄言诗成了东晋诗坛的主流。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造成魏晋诗歌重抒情的特质，同时诗风也趋多样化，具体而言，建安诗歌慷慨尚气，正始诗歌情中见哲思，西晋诗歌缘情绮靡，东晋诗歌质朴平淡。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
引论部分 主要阐明魏晋时局、社会思潮、审美特性对魏晋士风和士人心态的影响，以及士风、士人心态与魏晋诗歌情感、风格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 魏晋诗歌的情感。情感是文学的酵母，而诗歌最需要情感的发酵。魏晋战乱频仍、人命危浅，激发了士人对生命死亡意识的关注，建功立业与时光易逝、身怀异才与明主难遇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感伤之情在诗歌中不断流淌。魏晋士人热爱生命，又无畏地面对死亡，他们的豪情及多难的经历，给诗歌笼上了浓烈的慷慨任气之风。死亡的不期而至，使很多士人沉溺于生之享受，寄情山水，构筑仙境，成为魏晋诗歌吟咏的另一面。
第二章 阐述晋代审美特性、玄学清谈对西晋绮靡、东晋自然清远诗风的影响。魏晋士人重形貌的风尚，对西晋绮靡诗风产生一定影响。最能代表西晋诗风的诗人是陆机，他的《文赋》集中体现了西晋的诗歌理论和观念，“诗缘情绮靡”是其诗学观点之一，分析陆机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是把握西晋诗风的一条捷径。魏晋士人更重精神风采，玄学清谈是表现其神采气韵的重要一面，它对东晋质朴自然清远的诗风有所浇灌。
第三章 阐述人的觉醒导致文的自觉，魏晋诗歌的情感和风格有别于秦汉，正是人的自觉、文的自觉的必然结果。魏晋时期的妇女儿童也具有独立精神，这表明士人拥有更多的独立思想之热情，更大的独立思考之空间。魏晋士人熟读《诗经》《周易》《老子》《庄子》，他们引经据典如己出，这种自觉化用前人文学成果的做法，可以看作是文学自觉的萌芽。魏晋玄学、魏晋士人清谈以“三玄”为本，“三玄”的中心是自适超脱，这表明魏晋士人已摆脱经学桎梏，他们的个体性言说成为时代主流话语，诗歌抒发个人情志得到进一步发展，作者的自觉愈益明显，这可以从阮籍《咏怀诗》的情感线索中得到印证，阮籍诗歌自觉抒写魏末时代风貌，同时表露了“阮旨遥深”的独特风格。
随着魏晋士人文学修养的普遍提高，文学的走向自觉，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越益受到重视，士人品赏诗文蔚然成风。读者的自觉表明，一方面自觉品赏诗文加快了诗文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那部分士人，他们从别人诗文中汲取养分，自觉提高创作技巧。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魏晋时局动荡，魏晋士人以感伤为美、以真情为美的审美特征，造成了魏晋诗歌以感伤为情感主线的趋势。
二、魏晋诗歌的风格总体上是由质朴自然向繁复巧丽发展（东晋自然清远诗风是对西晋绮靡诗风的反拨），这是士人个体审美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