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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 童心说

【答案】童心说是明代思想家李费提出的文学概念。“童心”就是真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费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费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 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2． 文道一贯

【答案】文道一贯是朱熹倡导的文学观点。他强调文道统一，认为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二者可、能分开，反对“文以贯道”。主张人们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随道的产生而产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产物。他强调道外无物，也就是强调道外无文。他坚决反对道自道、文自文的看法。

3． 《左传》

【答案】《左传》是一部成书于战国初期的编年体史书，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本书全面记载了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活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书的作者直书无隐，褒贬分明。本书因其记事记言，追载附载、夹叙夹议而体例完备。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4． 汤沈之争

【答案】汤沈之争是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为了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 沈璟则注重严守音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两人的分歧，关键在于着眼点不同，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重立意、才情，而沈憬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因此他们的分歧并非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相反，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

5． 正始之音

【答案】正始之音是指正始时期诗人的风尚言论。正始诗人的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

感和幻灭感，诗歌表现出与建安诗坛迥异的风貌，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 除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辞源》解释为:“魏晋之际，尚玄学清谈，后人称当时的风尚言论为正始之音。”可见，《辞源》认为“正始之音”是一个哲学史概念。后世将正始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学也称为“正始之音”。

6． 活法

【答案】“活法”说，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吕本中提出来的作诗主张。所谓“活法”，是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其中并没有特定的风格论内容。江西诗派以奇峭僻涩为特点。而吕本中则有意用李、苏的疏畅自然补救其弊;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奉守黄庭坚“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等诗训，虽有规则可循，但亦极易受到束缚。吕本中的“活法”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提倡“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有意识“以苏济黄”，消除江西诗派末流的生硬造作之弊，为宋诗发展开拓出“流转圆美”的新途径，吕本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也体现出一种轻快圆美的新风格。但由于当时盛行的诗歌法则是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所以这意味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7． 新乐府运动

【答案】新乐府运动是指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倡导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他们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新乐府。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 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

8． 以诗为词

【答案】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艺术特色的概括。“以诗为词”大抵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突破传统词的“艳情”藩篱，以诗的题材为词的体裁，“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 二是突破传统词的表现形式，如语言、声律、手法等，以诗的形式为词的形式，表现出传统词所没有的豪放风貌。囿于传统，宋人对“以诗为词”多持否定态度，认为词“别是一家”，谓其“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总的来说，“以诗为词”极大地增强了词的活力。

二、论述题

9． 论述从建安到太康的诗风演变。

【答案】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第五个年号，这一时期的诗风被称为“建安风骨”，代表诗人是“三曹”和“建安七子”。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这一时期的诗风被称为“太康诗风”，代表诗人是陆机和潘岳。从建安到太康，中间还有一个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正始

之音”。正始，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齐王曹芳的第一个年号，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是阮籍和秘康。从建安经正始至太康，期间诗风的演变呈现一条清晰的轨迹:

（1）建安风骨

东汉末年的动乱，既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人多短寿，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第三种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

（2）正始之音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嵇康诗亦“多抒感愤”。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阮籍和釉康是“正始之音”的代表。阮籍的《咏怀诗》充满苦闷、孤独的情绪，其诗或者写时光飞逝、人生无常，或者写树木花草由繁华转为憔悴，比喻世事的反复，或者写鸟兽虫鱼对自身命运之无奈，或者直接慨叹人生的各种深创巨痛。《咏怀诗》中迁逝之悲、祸福无常之感触目皆是，正体现于他忧愤深广的情怀。阮籍诗中悲哀、凄怆、涕下、咨嗟、辛酸、蹉跎、忧伤、愤懑、怨尤、悲悼等词语十分常见，充分反映了他极度苦闷的心情。嵇康的诗，以表现其追求自然、高蹈独立、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其中《幽愤诗》作于其蒙冤系狱时，可视为其绝命诗。诗中自述平生的遭遇和理想抱负，对自己无辜受冤表示极大愤慨。

（3）太康诗风

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崛。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不久，天下重归于一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三国纷争时有较大发展。士人们重新燃起从政热情，愿为新朝效力，原曹魏政权中的文人，转投司马氏政权者，为数更多。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的需要，也尽力拉拢文人。但由于西晋王室内部矛盾十分复杂，文人们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几经浮沉，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