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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答题

1． 简述麦新的音乐创作。

【答案】新的作品主要是到延安以前创作的。主要可分两类一类是战斗性的群众歌曲，如《大刀进行曲》、《行军》等。另一类是儿童歌曲的创作。如《铲东铲东铲》《马儿真正好》《勇敢的小娃娃》等。他创作的歌词也表现了他的才能其特点是观点鲜明清晰，文字简洁易解，形象生动有力。

2． 什么是秧歌剧? 它是怎样发展的? 都有哪些重要作品?

【答案】（1）概念和代表作

秧歌剧是一种在民间秧歌基础上产生的新型小歌剧，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音乐工作者对传统艺术形式一一秧歌加以革新，创造出的一种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新型小歌剧。秧歌剧吸收了戏曲音乐成分和陕北民歌因素，内容多反映边区人民生产、参军、学文化、减租斗争。秧歌剧以过场音乐、齐唱、对口唱及合唱等形式来表现剧情，其语言和音乐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乐队以民族乐器为主，根据需要适当加入西洋乐器。第一部秧歌剧是《兄妹开荒》，其后出现了《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周子山》等一批广为流传的作品。秧歌剧的出现为新歌剧的产生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2）发展

“文艺整风”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最先掀起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的热潮。1943年春节，以“鲁艺”为主在延安举行了盛大的新秧歌演出，表演者在秧歌中加进了工人、农民、八路军、学生等新时代的人物形象，同时也加进了日本兵、汉奸等反面形象，编成了一些具有一定情节的小型广场歌舞表演，即“新秧歌剧”。

3． 简述赵元任音乐创作的特点。

【答案】（1）鲜明的体现了要求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五四精神如卖布谣。

（2）非常注重追求歌曲旋律的民族风格。一方面他善于汲取民族音乐的曲调和素材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歌词声调和音乐的特点，往往按照中国语言的声韵特点来处理歌词字音、语调与旋律音调的关系，使作品词与曲的结合非常自然。如教我如何不爱他。

（3）他在创作中意识到五声音阶对体现中国风味的特殊作用，在和声上最早进行中国派的实验。

（4）非常注意用钢琴伴奏来刻画音乐形象使钢琴成为表的歌曲情感的有力手段，如《海韵》。

（5）运用西方曲式和声旋律等作曲技法进行创作。

二、论述题

4． 比较聂耳的音乐创作与黄自的音乐创作的特色、成就和影响。

【答案】（1）聂耳与黄自音乐创作的特色、成就和影响的共同点:

①他们同处在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本世纪30年代，都以声乐创作作为自己一生音乐创作的主要方面;

②在作品的题材内容上都以面向现实生活为主，而且都比较关注结合“九一八事变”后全民自发掀起的救亡抗日爱国运动;

③都比较重视旋律在整个音乐形象塑造中的突出地位，都比较注重曲调的优美动听和音乐语言的通俗易解;

④都比较重视对音乐民族风格的追求及对音乐时代精神的反映，因而都拥有各自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且他们的创作后来都被各自所属的艺术圈子中看作是我国3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旗帜。

（2）聂耳与黄自的音乐创作特色、成就和影响的不同点:

①聂耳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突出地倾向于反映中国各被压迫阶层的现实生活和表达他们力求摆脱剥削阶级压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向往自由平等美好生活的愿望; 黄自音乐创作的题材内容上比较明显地反映当时我国知识阶层的爱国主义感情和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生活理想;

②聂耳的创作有意识配合当时“左翼”电影、戏剧演出的需要，写了许多密切结合剧情发展的抒情性独唱曲、或战斗性齐唱曲; 而黄自的创作更多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需要，写了许多艺术性较强的、以音乐会演出和音乐课教学的独唱曲和各种类型的、相当富于合唱效果的合唱曲;

③聂耳以创作工人题材的歌曲为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开创了最先的、也是最成功的先例; 黄自以创作古诗词的艺术歌曲和以古代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大型清唱剧，为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开创了最突出、最成功的先例;

④由于他们各自艺术经历的不同和创作环境、演唱环境的不同，聂耳歌曲的流传几乎都以单旋律记谱和演唱的形式; 黄自歌曲的流传都是以多声、带钢琴伴奏的方式进行记谱和演唱的;

⑤聂耳除了创作各种类型的声乐创作外，曾经对民乐合奏曲创作表示出自己的兴趣、并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黄自除了创作各种类型的声乐创作外，曾经对西洋器乐合奏表现出兴趣和一定的成就。

⑥聂耳的音乐风格以富于战斗的激情、鲜明的时代性、语言的通俗易解和富于鲜明的群众性为其主要特征; 黄自的音乐风格以富于内在的抒情、鲜明的艺术感染力、音乐语言的优雅动听和富于艺术的精致简炼为其特征。

5． 如何全面评价当时留在沦陷区工作的音乐家? 他们是否都是“亡国奴”和“汉奸”?

【答案】对于在沦陷区工作的音乐家，应全面、辩证的评价:

（1）一方面，一些音乐家为日伪统治者工作。日伪统治者在沦陷区改建了一些原有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机构，组织了一些音乐活动，大力发展娱乐性的歌舞和电影，其目的是为配合进行所谓“大东亚和平共荣圈”、“中日满亲善”等反动宣传，在沦陷区制造一种虚假的“歌舞升平”繁荣景象。这些活动，起了明显的欺骗、麻痹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恶劣影响。当时在长春建立了一个主要为溥仪皇宫服务的伪满“宫内府乐队”。汪伪政权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将上海各公私营电影公司合并为“中华联合电影制片公司”，并专门设置了一个“音乐科”，作为笼络电影歌星及吸引少数音乐家为敌伪在沦陷区大肆推广娱乐性电影音乐活动的领导机构。他们先后拍摄了很多故事片和音乐歌舞片。特别是从1942年至抗战胜利这个阶段，以上海的电影歌舞界为中心所掀起的“不思亡国恨、沉醉于个人享乐”的浊浪，给人们的审美和价值观带来消极影响。

（2）另一方面，一些进步音乐家在沦陷区仍坚持进步的音乐活动。1935年在哈尔滨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哈尔滨口琴社”。该社在1935年底和1936年1月先后举办了两次带有爱国宣传的音乐演出，第一次公开演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乐曲《战场月》; 第二次演出了以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作品的改编曲音乐会，均引起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外，个别音乐家也曾创作过一些隐含抗日要求的作品，如张霄虎在1940年所创作的歌剧《木兰从军》和1945年春创作的交响诗《苏武》，均以借古喻今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在敌伪的“国立音乐院”内以李德伦、瞿希贤等为主的进步学生，向敌伪势力开展了一些斗争，以及沈湘等曾公开抵制敌伪音乐院企图组织为日寇侵略军捐献飞机的音乐会，而被校方无理开除等等。

因此，评价在在沦陷区工作的音乐家不能一概而论。他们有些成为为日伪统治者工作的“汉奸”“亡国奴”，然而还有一些音乐家在沦陷期间，以音符为枪杆，用音乐号召战十反对日本侵略者，唤醒人们沉睡的心灵，鼓舞人民大众的坚强斗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