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晚唐爱情传奇及情诗的考察分析，探讨其中体现出的士人隐约的爱情理想，并对这种新型爱情观做出历史的定位与评价。 全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绪论 在这部分中，文章首先从文化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把握士人创作时的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下的士人，容易产生一种既依赖于专制结构，又企图逃离的矛盾心理。士人在政治上依附王权，参与国家的管理，在文学中为理想痛苦的呐喊，这些无疑是士人自身依附性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事人主体性难以充分实现时，他们又会远离这一结构，转而在无序的大环境下寻求通向有序的途径，士人因此往往有以言情写欲的一面来安慰自己的心灵，保持真我的存在。其次，文章对前人认定的传奇创作的政治意图作了解释，对行文中如选材范围、写作方法等问题作了说明和交代。 二、魏晋六朝及初盛唐的爱情观 魏晋六朝时，重视流品、清凌寒素的门阀观念，不仅统辖着人们的行为，而且统摄着人们的情感选择。因此，在社会上盛行着以“门当户对”为显著特征的爱情婚姻观。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传统。在世俗政治社会下，寒人仕进的困难，对现状的不满，往往见诸文字，借以宣泄志不得伸的愤懑。 初盛唐时，山东旧氏族依然为保持血统及文化的纯正而自相婚娅，以不利于统治的离心势力而存在。唐初统治者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措施予以打击排抑，但社会上的婚娶仍旧以门第声望为重。从魏晋而来的门当户对爱情观就在初唐旧氏族与李唐王室的压抑与反压抑中继续发展。初盛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九品中正制所带来的门阀氏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将人的文化水准与素养看作入世的主要条件，从而引起了社会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改变。寒门士人的“恃才”心理基此而产生。他们的作品带着一股清新之气，反映出男性对女情感的主动正位，由以前病态的目光追逐净化为对自身健康欲望的正确对待，士人对男女情爱的正确态度以近于严肃和认真。 三、中晚唐新型爱情观的产生 唐袭魏晋遗风，以仕宦婚姻作为评定人品地位的标准。这就使得寒门学士也积极的攀附高门权贵，提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企羡山东著姓，思结婚配，皇族帝室在这张无形的网笼罩下，由初时的不尚山东旧族转变为思与高门氏族联姻。在如此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中晚唐士人写下了许多违法违时尚的爱情传奇。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和探讨，我们认为在文情并貌的叙述中，体现和渗透着作者对一种新型爱情理想的追寻与向往，流露出的是士人心中对才子佳人相恋的朦胧构想。首先，传奇作品中女性主人公美丽动人、貌比天仙，他们真的品性善的心灵是作者才情缩聚，是理想愿望和审美情趣的凝结。才佳相悦的过程特点表现为一见钟情似的相遇。他们互赏风态，以各自的情感知觉作为爱的起点。这里并非是毫无基础的随意牵扯，而是基于两人心中对对方生命本质的感悟交通而迸发出的情感火花。女子尊重欣赏仕子的文学才华，士子倾心于女子的大好容貌，感激起对子身价值的肯定，过程之中积淀着双方对文化传统的依恋。诗才是士子门本质力量的有利体现，也是中晚唐士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才佳相约结局的特点年，往往以悲剧收场，这也正反映了时代社会风尚对这种新型恋情的不容与摧残。作者在“著文字之美，传要眇之情”之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婚姻观念，进而张扬了心中的爱情理想。才佳爱情观在中万唐出现具有很深远的意义。他打破了封建礼法对人情感选择的强制规定，是士人在自觉不自觉中对现存门阀婚姻的消解与反抗。才佳爱情观基于对人自身的看重，重新提升了自身的情感价值，在情与理的冲突中，体现了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新型观念暗示引导了后世文人的情感价值趋向，他是现代性爱的萌芽。在以重门第为主的实际婚姻中也蕴涵着门当户对爱情观的实际因素，那就是士人婚姻中重情重性的一面。元稹、李商隐等人的悼亡诗中对爱的沉迷与执者，远远高于在政治利益结合的前提下当事人感情的品位，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四、中晚唐新型爱情观在宋元明清以后的发展 才佳爱情观是时代进步意识的产物，这种新型观念在宋元明清得到了封建文人的进一步认可。明清之际，众多才佳小说将其标举为明确的人生理想。汤显祖的《牡丹亭》异峰突起，将其推向了高峰，“情至”观的提出带来了观念上质的飞跃。到了曹雪芹的《红楼梦》，才佳爱情观发展到了及至阶段──知己之爱，对才学容貌的看中转变为思想精神上的契合，但在封建社会知己之爱却很难实现。“五四”以后，才佳爱情观遭到了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小知识分子的反叛，以鲁迅《伤逝》中子君、涓声爱情的消逝为代表，证明了完全抛弃文化传统的恋情之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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