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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答题

1． 在汉语中“交际”与“传播”的词义有何异同？

【答案】（1）同：“交际”与“传播”这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英语词汇communication 。因此，无论是用“交际”或是用“传播”，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概念。

（2）异：之所以在汉语中使用了不同的词汇，主要是由于学者们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有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大多使用“交际”一词，而从事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都采用“传播”一词。

2． 在非语言交际方面我国各地区的差别是否很大？请举例说明。

【答案】在非语言交际方面我国各地区的差别是很大的。在我国，即使在同一民族中，由于地区习俗的不同，手势也会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在广东，主人给客人斟酒时，客人为了表现感谢，用食指和中指轻扣桌面，而在北方同一动作却表示不耐烦的情绪。

3． 中国传统的“五伦”在现代的社会中有什么改变？

【答案】（1）中国传统“五伦”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五种人伦关系。在古代，具体指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间要有信义讲究信用。

（2）在现代社会，父子关系中，父权受到了削弱，父子的权利平等，父亲没有了控制子女一切事情的权力。君臣关系也随着封建制的消亡不存在，若要演化为上下级关系来说，也发生变化，人人平等，对上司恭敬，逾矩便可，不需上升到忠义程度。夫妇之间也由“妇女出家从夫”变为了夫妇平等。“长幼有序”在古代是种等级观念，侧重点在于年长的人，在现代长幼间无明显的差别，但仍有序，现代社会更关心长辈，“孝”的观念渐渐淡薄。“朋友有信”在现代社会逐渐被颠覆，古代“熟人”是从血缘、地域关系中产生，“熟人”关系建立在道德伦理基础上。现在的熟人由生人演化而来，熟人建立在工具性的基础上，熟人关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这种“熟人”关系目的是相互利用，约束熟人间的准则是法律。

一、简答题

1． 如果比较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你认为哪个更重要？为什么？

【答案】非语言交际更重要，原因在于：

非语言交际通常与语言交际结合进行，在不同的情况下起着不同的作用，大致上起补充、否定、重复、调节、替代或强调的作用。我们在机场欢迎客人，一边说：Welcome to Beijing，一边热烈握手。这握手的动作是对所说的话的一种补充。当你接到你不喜欢的礼物时，尽管嘴里说如何如何喜欢，但脸上的表情却流露出你的真实的不愉快的表情，也就是说，你的表情否定了你所说的话。

—般说来，在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传达的信息冲突时，人们倾向于相信后者。我们有时一边说话一边用手势表达同样的意思。例如，一边说要两杯饮料，一边伸出两个手指，重复己经发出的信息。在两个人谈话时，常用眼神和语调表示下面该是谁讲话，调节相互的关系。在有的情况下，无法用语言交流信息，必须用手势或其他办法。例如，交通警察指挥机动车辆，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员在嘈杂的大厅里传递买卖的信息和行情都使用非语言手段手势或指挥捧替代语言交际。在人们讲话时，常常用手势加强语气，或强调某一个论点。

2． 了解传播模式对于人们分析跨文化交际有什么帮助？

【答案】研究传播模式对于人们深入了解跨文化交际有重大的意义。

（1）从传播的过程人们可以看出编码和译码是两个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即使在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际也可能出现编码与译码不一致的情况。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交际时自然更可能出现误解。比如美国人表示友好这一讯息时可以说：“We must get to get her soon.”并没有邀请对方吃饭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编码时使用的符号并没有邀请的含义。但是，一个不了解美国文化的中国人在译码时却常常会得出邀请的讯息。

（2）Lyle 的传播模式的特点是把传播放在社会环境中考察

无论是传者或是受者都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同时，所有的传播都不能脱离大的社会环境。这对于人们了解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有很大的启发。人们观察人们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不能孤立地看，而是要考虑到传者和受者的周围的群体以及整个的社会环境。

3． 价值观在什么条件下最容易变化？试举例说明。

【答案】价值观虽然相对稳定. 但却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实际上，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观往往也会随之变化。代与代之间的观念上的差异往往反映年轻的一代在价值

观方面己经发生了变化。

心理学家对此做过许多研究，例如心理学家杨国枢曾以Morris 所编的“生活方式问卷”在1964~1965年间对于1389名台湾大学生进行施测，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第一种生活方式是“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

1984年，杨国枢与黄丽莉以同样的测量工具对969名台湾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发现他们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他们喜爱的程度排列如下：

（1）轮流体会欢乐与孤独；

（2）将行动、享乐及沉思加以统合；

（3）在无忧而卫生的享受中生活。

而“保存人类最好的成就”却成为台湾大学生喜好程度较低的一种生活方式。由此，杨国枢与黄丽萍得出结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足以改变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