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初唐在唐诗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处在齐梁陈隋与开元天宝之间，既没有涌现可以标示一代的大诗人，也未产生出惊心动魄的杰作，整个初唐诗坛总体上显的比较沉寂。但是沉寂并不是荒芜，正如春兰、夏荷、秋菊、冬梅各具其美一样，初唐诗歌亦有其特殊的韵致。明人尝有言："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初唐诗坛以其近百年的徘徊助跑， 为古老的诗国跃上辉煌的峰巅。鼓足了劲、蓄满了势。完全可以说，没有初唐众多诗人富有过度性与开创性的诗歌活动，一代诗坛的繁盛是不可想象的。 本论题中的初唐，按一般惯例，始自唐开国的高祖武德元年（618），中经太宗、高宗、武后、中宗，以睿宗景云二年（711）为初、盛唐交接的大致年限，共六帝九十四年。前一年即景云元年（710）为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诛灭韦党，拥立其父睿宗即位；此年（711）李隆基开始以太子身份监国执政。正是在（710）年前后，初唐诗坛的重要人物相继凋谢，一批新人相继登上诗坛大显身手，整个诗坛的创作环境、诗人构成、诗美趣味发生了明显的转换，"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的诗坛新局面即将形成。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后来者的任务在于拨去历史的尘埃，发现其所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寻觅历史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在叹惋初唐诗坛"竟然没有出现一位第一流的诗人，缺少异峰突起"的同时，也在苦苦探索着初唐诗坛的面貌，思考着初唐诗歌何以踌躇徘徊、发展缓慢的原因，以及"初而逗盛"的诗史规律。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研究和导读的重点常常不约而同地仅仅指向了王绩、四杰、陈子昂等人的创作上，对他们某些微妙地预示着诗史未来走向的个人现象，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而对此一时期众多诗人在特定领域所作的努力缺乏应有的关注，整个初唐诗史似乎成了少数几个作家单枪匹马的孤立奋斗史，诗史演进与诗风流变的整体面貌和动向反而显得模糊不清。这对正面生成上认识诗史发展的深层原因的文学史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长时段的历史运动，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虽然会对文学史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以语言、体式、主题、风格、意象诸端的沉积为本体构成的文学型态、思潮、风气却有其内在的沿承性与不可逆性，即使在政治史的巨大断裂中，依然可见其深层的潜在流动与接续。因此，初唐诗歌虽然显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从整体看，其诗风走向仍然与魏晋南北朝一脉相承，整个诗坛的审美趣味依然为宫廷趣味 所主宰。初唐时期虽然亦有在野诗人的诗歌活动，但从中仍可看出鲜明的宫廷风格与特色，诗坛的主流在宫廷。其实，诗分朝野，在唐人中已有明确认识。殷潘《河岳英灵集·叙》即谓文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殷氏所列"四体"，显然是指诗成后之体格。比较思之，雅体为正声，指宫廷中央诗坛典押之体；野体既有别于鄙、俗二体，应指宫廷之外一般在野之体；鄙、俗对举，知俗是巷民谣之类；鄙殆为边鄙夷之音。二者非大宗，当归之于在野之体。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叙》称其选诗标准时亦云"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则明确指出了朝、野两体的概念。明辩朝、野两体，对初唐诗史的研究颇具意义。笔者认为，只有牵住了宫廷诗这个"牛鼻子"，考察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及其诗风流变的规律，才能使我们对盛唐诗歌高潮生成之内在原因的研究更为科学，也更接近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