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是《〈诗经〉文学阐释史》这一论题的先秦至隋唐部分，由绪论与五章组成，约30万字。 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概念内涵、学术价值。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诗经》文学阐释史是与《诗经》经学阐释史相对而言的。诗经文学阐释是指从诗歌本位的立场和审美观点对《诗经》情感特质、表现手法、语言形式以及对后世诗歌的艺术原型作用等予以揭示、评论和诉诸情感的鉴赏。《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多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只是自现代以来，才成为主体。与之相应的《诗经》文学阐释史研究较为薄弱，尚无全面贯通《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著作。有鉴于此，我定下了本文的选题，尝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深入而详尽地描述《诗经》文学阐释发展的历史及其与经学阐释的关系，为新时代《诗经》文学本体研究提供全面的学术史线索和历史的借鉴。《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还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不同时代的阐释者都是以当代的审美视野对它进行自我阐释以显示其当代性，《诗经》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就在不断的理解和阐释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永无止境地显现当代价值，构成穿越时空的永恒。这种独立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决定了我们研究总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章论述了《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与文学特质，为《诗经》文学阐释史的研究确立理论基点和方法论。寻访《诗经》作品原生形态的途径之一就是追溯《诗经》作品的来源。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大致有三说，其中民间采诗说，展示了民间歌谣产生的广阔背景，成为再现《诗经》风诗原始风貌的极为珍贵的画面，为历代《诗经》文学阐释提供了归本还原的崭新视野和理论武器。然而民间采诗与《国风》出于民间说自清代崔述起不时受到质疑，最突出的是朱东润专门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但这些质疑存在许多问题，本章对此一一作了详实的考辨。《诗经》作品的原生形态集中表现在与乐一体的存在方式上。《诗》入乐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诗经》文本是情绪化的艺术文本，诗的本义即其字面意义，诗的功能既有政治教化方面的，又有娱情审美方面的。那些有勇气冲破传统的阐释者多将《诗》还原至其入乐的原生形态，以情绪化的艺术文本为出发点，据文求义，促进了《诗经》的文学阐释。文学艺术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以情动人。《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在交代歌咏背景和作诗动机时，不仅表明其作者对诗的抒情本质有了自觉的认识，而且也从本证上有力地说明《诗经》作品本身是抒情的。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情感艺术，还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这种形象化的艺术精髓就是情景交融、心物交感。《邶风·静女》作者"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的述说，将自己对心物关系的认识表述得淋漓尽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时代人们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进入了一个比较自觉的状态。《诗经》比兴的运用，同样反映了诗人对心物情景关系的审美认识。《诗经》作品直接表述的审美认识和创作观念，集中在情感和使情感形象化的外在景物两个方面，雄辩地证明《诗经》作品本来就是形象化地表现情感的言志之诗，富有艺术的审美特质。这就决定了《诗经》文学阐释是《诗经》最为本体性的阐释，其经学阐释只能建立在文学阐释的基础之上。 第二章是对先秦《诗经》文学阐释的寻绎，论述了《诗三百》早期的阐释形态与文学阐释的萌芽、孔子与其本体性的《诗》论、宋玉对《诗经》作品的化用与阐释、秦汉之际《国风》与《小雅》的标举四个问题。《诗经》的早期阐释寓于说理引《诗》和仪礼用《诗》。其中最为完整的阐释《诗经》的模式表明当时人们对《诗经》阐释是从解读作品原文本义、情韵开始的，情感审美的阐释不可避免。孔子的《诗经》阐释有承袭春秋引《诗》、用《诗》等应用性阐释的一面，但对《诗》的艺术本质和情感审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构成了他的《诗经》阐释另一个重要层面。他对《诗》中"民性"、"情"、"志"的论述更加深入地揭示了《诗》的艺术本质；他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的艺术审美功能的首次系统总结；重视对诗歌的文本意义及其内在情感的总体概括，是他具体说《诗》的基本层面；他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养性过程，《诗》被定位为情感审美教育的内容，与外在理性的所谓王道之礼不在同一层次上，迥异于孟、荀将《诗》视为王道载体的定位。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化用、重写《诗经》中情景、形象和诗句，是对《诗三百》的审美选择和艺术确认；以郑卫之诗为原型背景，让赋中恋爱男女主人公以《国风》郑诗与自己创作的诗歌对话交流，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地再现了郑卫之诗的原生形态和原始风神，也表明他将《遵大路》这类郑卫之诗视为男女情歌，为此类诗的解读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后世经学的阐释视野。秦汉之际《荀子·大略篇》和刘安的《离骚传》，撇开诗乐之隆的《大雅》《周颂》，而独将《国风》《小雅》并列标举，且与《离骚》联系起来，显然是将《诗经》带入了情感艺术的评论视野，突出和张扬"好色"与"怨"等具有强烈的个体感性的本能情感和社会情感，是《诗经》文学阐释较为具体的典型个案。"《国风》好色而不淫"的评论，准确地概括了《国风》题材内容上的突出特点，真实地反映了风诗"好色"的情感内容在当初是从正面受到喜好欣赏的文化境遇，为认清汉代经学阐释对于《诗经·国风》中的"好色"情诗所作的政治功利性歪曲与附会提供了又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和理论视角。《国风》《小雅》并列标举，也给后世的文学批评不少启发。 第三章论汉代经学背景下的《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系统中，《诗经》文学阐释在为经学服务的前提下有所发展。《诗大序》精辟论述了《诗》缘情生成的过程和与歌、舞同源，因情而生，抒情为本的艺术特质，同时还言及诗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语体特征，妙得诗艺；《毛传》《郑笺》对《诗》的情感体悟与评点是一种审美鉴赏与审美判断，特别是《郑笺》对《诗经》情感的品赏，注意与诗的字法、章法以及景物、环境氛围等因素结合起来，显示出一定的艺术眼光；《毛传》解《诗》，独标兴体，确定了兴体的大致区界，并以比喻说兴，也大体把握了兴体的艺术特征。后经郑众、郑玄为之定义补充，使《诗》中兴体得到了一次系统的总结，为此后诗学的情景理论和意境、境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创作中，对《诗》的语句、情境、形象的截取和重构等化用现象开始增多，《焦氏易林》是方面的突出代表。《焦氏易林》卦辞化用《诗》中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语汇，并着意仿效《诗》中句式，表明他对《诗》的语言艺术有着深切的体认和理解；对《诗经》作品所作的文学性重写，是在《诗经》文本及其所呈现的情感审美的语境中进行的，更具有文学鉴赏与阐释的属性。清代今文经学家将《焦氏易林》这些重写与化用《诗经》的卦辞作为汉代齐诗遗说加以搜罗，十分荒谬。在《诗经》阐释理论上，出现了新的景观。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删改而成的《汉书·艺文志》第一次以"本义"问题首先向立于学官的权威经师发出挑战，批评三家诗"咸非本义"，将矛头直接指向其"取春秋，采杂说"的说诗方式，关注《诗》的抒情本质和寓于咏歌的文本样式，启发后世阐释者重视《诗经》文字表层直接传达的情感内容，也为准确再现《诗经》一些篇章的情貌特征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阐释途径，具有文学阐释的理论意义。班固对采诗及其相关风俗的特写描述，再现了风诗的原始状貌；对《诗经》所作的风俗史考察与载录，正确地揭示和把握了《诗经》风诗、风俗与风俗成因三个层面之间的逻辑关系，始终把风诗定位在与地方风俗发生直接关系的位置上，将《诗经》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从经学阐释中的极端扭曲状态下归本还原，抓住了风诗的内容特征，也开始触及到风诗的艺术风格及其与人的个性气质的关系，昭示了一条与《诗经》经学极端政治化的阐释迥然有别的文学还原阐释路径。 第四章论魏晋南北朝《诗经》文学阐释的活跃状况。一是将《诗经》放入与后世诗赋进行对话与比较的空间，解构其经学的神圣，张举其文学的维度，认为它是可与争流"华彩之辞"，对《诗经》作了文学定位。二是魏晋风流所具有的玄心、洞见、妙赏与深情以及名士文人对待《诗经》的游戏娱情态度，导致了谢安家族对《诗经》佳句的文学品赏，吸引着后世文人学士进一步发掘《诗》中的佳句，并对他们所选佳句进行诗艺的探讨，推动了《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三是刘勰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诗》中比兴、夸饰、句式、景物描写等艺术表现形式以及《诗》与后世文体的传承关系作了一次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张扬了《诗》的文学性。四是在钟嵘《诗品》的批评实践和萧纲的风诗专门诠释中，《国风》的文学范型地位大大凸现，《风》《雅》的并列标举进一步为《风》《骚》的并称所取代，这从一个视角反映了汉魏以来文人创作对《诗经》的取法状况，同时也表现出创作者和评论者对《诗经》的接受与阐释立场。五是文学之士的创作，在近师辞赋与乐府古诗的同时，无不取法于《诗经》。他们或仿作补缺，视《诗》为一种典雅的诗体，与之争流，施展才华；或在创作中感悟《诗》作，与《诗》共鸣，借以表达自己的妙赏与深情；或撷取《诗》中的意象情境，拓展开掘，酿造出新的审美篇章，构成了对《诗经》一种多为情感审美的特殊形态的文学阐释。 第五章论隋唐《诗经》阐释中的经学与文学的融通。在经学领域中，《诗经》的文学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作为科考的《诗经》范本《毛诗正义》，对《诗经》作品中的字、词、句、章、文势等艺术表现方面的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在具体作品的疏解中有时还注意对其中的情趣加以鉴赏；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共分四篇，其中就有《文体》一篇，讲述《诗经》作品的句法辞章。这是隋唐重文在经学领域的表现。在文学领域中，除了将《诗经》视为"雅丽理训诰"的至文和诗格诗法总结的对象以及文学创作所取资化用的对象外，同时也将它作为纠正齐梁以来浮艳文风，主张文学关注现实民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的一面旗帜，如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就是如此，这又是《诗经》经学给予文人的现成思路和思维模式。从这两个方面说，隋唐的《诗经》研究与阐释表现出文学与经学的融通，"诗"与"儒"的高度统一。 总之，文学阐释是《诗经》的本体性阐释，是《诗经》的经学阐释的基础，始终与之相伴而行。在先秦至隋唐的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所构成的文学活动中，《诗经》文学阐释一直在相对独立地演进与拓展。这是本文对先秦至隋唐《诗经》文学阐释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