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发祥地之一，而关中、天水曾是古代最为发达的地区，近现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东部地区在被迫开放的的契机中迅速发展，而西部由于自然地理环境恶劣、闭塞落后，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寇步步进逼，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蹂躏，东三省、华北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为长远抗战计，政府驻地由南京先后迁都武汉、重庆，东部沿海沿江的一大批工厂、政府机关、学校相继内迁。西北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逐步引起国民政府和国内外华人的关注，开发、建设西北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在各界的关注下由此而掀起新一轮开发西北的浪潮。正是在这种特殊机遇和历史条件下，西北的城镇和市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抗战时期，在社会发展、战争破坏等因素的影响下，西北地区的城镇职能、规模等发生了改变，社会经济发展在部分区域变化明显，可以说抗战时期是西北城镇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省会城市继续发展壮大，由于铁路、公路的兴修交通沿线出现了一批交通型城镇，随着国民政府对工矿企业资源的开发，一批新兴工矿业城镇拔地而起。随着抗战的胜利，大批企业、学校、工人、资本的回迁东移，蓬勃发展的城镇经济只是昙花一现，短暂繁荣之后又归于萧条。由于地理环境、人为因素陕西、甘肃部分地区城镇整体经济发展较快，而宁夏、青海、新疆虽然也在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较前两省发展仍为迟缓，即使区域内部也表现出不平衡性，西部地区城镇的发展在抗战时虽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相较于东部地区城镇工业化程度仍然很低。
城镇往往是一个市场赖以生存的空间载体，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城镇的发展状况从侧面也反射出市场的情况，抗战时期市场的发展也表现出独有的特点，市场规模的扩大、功能的完善，市场的发展的短暂性和不平衡性，而青海、宁夏地区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起为一显著特点，同时新疆市场的对外贸易特色明显。
在把西北地区整体把握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特殊体来对待，为此单列一章进行探讨。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区继续存在，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并得到成功实施。边区社会经济的改善，使得边区的市场和城镇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市场、城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与国统区相比无论从数量、结构、规模等方面行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边区政府政策的调整和扶持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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