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着眼于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历史构成。这需要对构成当代文论的若干"传统"进行清理和改造，也需要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论发展史实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本文既是对后一方面的尝试性研究，试图从"文学主体性"论争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入手，在对参与论争各方的观点做透视性分析后，把握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未来的中国文论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作为一场文艺论争，"文学主体性"论争有其发生和展开的社会文化语境。现实社会的拨乱反正和深刻改革，激发了主题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对理论提出了迫切期待，加之文艺界的观念变革已被推向"新时期"文艺观的核心问题：如何看待人，如何提升人？这一切是论争得以发生和影响深广的原因所在。 "文学主体性"作为一种理论话语谱系，又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构成）过程。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潮中，总是或隐或显地回响着"文学主体性"的话语表白，从鲁迅、周作人到胡风、钱谷融，都曾对此有相关论述。这些论述在"新时期"被刘再复整合而显得完善。 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从古典人道主义对人的设定出发，首先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获得全面自由性，然后推及对作家和读者的同情性理解和认可。这一设定即应该是充满情欲和内在矛盾冲突的、并能决定自我命运的、不容别人将其工具话的"主体"，同样他也视别人为这样的"主体"。刘再复将他的"主体"观念贯穿到文学活动的流程当中，提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相关却冲突的概念，使其理论体系在显得完整化同时，却内藏危机。这一危机在他对"创作主体"和"对象主体"关系的论述中暴露的更为明显。 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理论所引发的争论主要汇聚为三种声音：支持与补充；忧虑与反对；反思其局限性并寻找突破口。持忧虑和反对态度的论者显示较深的知识结构滞后色彩，但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立论原则的揭示确实正中要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一方面的论断并未深入到"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关键部位，但促进了学术界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关注。反思局限并寻找突破口的意见多为年轻一代学人所发，肯定了"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历史必然和文化意义，但更严峻地审视了这一理论背后的知识分子权威乌托邦激情。当权威乌托邦激情受到冷落之后，有关"主体"所受的限制成为学人关注的重点。研究"主体"所受的限制即分析造就"主体"的文化（意识形态）规约，这一转向无疑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相距日远，甚至成为对后者的消解。 "文学主体性"论争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所起的推动作用更值得珍视。支持与补充刘再复观点的学者们，各自从不同角度为文论建设做出了实绩。林兴宅和杨春时的学术研究经历既是这方面的例证，他们均是在参与论争当中脱颖而出，走向自己的体系检构的。这场论争对中国当代论目前较为体系化的四种文学观（主体论文学观、象征论文观、生产论文学观及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充分估计这场论争的有效成果的同时，我们今天更应清理它未能摆脱的局限。"文学主体性"理论立论基础的混沌是各部分难以逻辑统一的根源，对"主体"的理想化设定，使论争难以触及主体实践的真实。加之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混入，往往分散了论证双方对学理深究的精力，使许多问题难以深入。这场论争同样昭示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这种处境成为我们言说的潜在话语场；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文学主体性"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话语已经息声，但它留给我们的依然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人文知识分子应以何种方式介入世界意义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