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研究

　　宋史研究者常为官制的繁杂、凌乱二感到困惑。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两宋翰园方面的论述，还并不多见。对翰林学士承旨群体进行研究离不开翰林学士。武汉大学杨果的《中国翰林制度研究》一书，是目前所见到、翰苑方面研究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著。该书在对两宋三百九十七位翰林学士作数量统计的前提下，进而作群体考究。此外，杨文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统计四十一人并对其改官去向作了一些分析。群体研究中，资料收集的全面与否，影响者计量分析的合理与否，从而也影响到论述的价值，在对两宋承旨作群体研究之前，本文首先对两宋翰苑的人数进行了考证，其中增补翰林学士二十六人，纠正杨文误记四人，使学士人数总计五十六人，在此基础上，使对两宋翰林学士承旨进行群体研究成为可能，此外，对一些史籍中关于承旨记载失实之处也作了考释。 　　翰林学士承旨最早出现与唐宪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作为代皇帝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的天子家臣，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央政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其作群体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了解宋代官制。有宋一代，并不常置，职显位宠，多以学士中资历深厚者一人为之。学士院长的承旨，“独承密命”、“专受专对，他人无得而参。” 在宋代封建专制君权加强的过程中，翰林学士承旨作为皇帝最亲近的宫闱近臣，推波助澜不少。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宋五十六位承旨群体的数量考据，动用计量法对其进行研究，从而揭示其作为天子私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的真实情况。 　　从翰林学士承旨的出身看，同兴起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息息相关，特别是进士科出身，成为承旨选拔的一项重要标准。两宋进士出身的承旨占总数的89.3％，比重是相当大的。 南宋以后，工于四六、有词科科考的进士多至翰苑、卿相，词科同进士科相结合增加了承旨选拔的难度。 地域分别上看，承旨多集中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两浙、成都府、京畿路等几路，除此之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统治集团的用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承旨各地数量的变迁。随着时间的推移，翰林学士承旨的任期逐渐递减，在南宋不仅表现为任期的短暂上，也反映在承旨数量的变化上，尤其在中后期，一百多年中仅五人，这同南宋大量翰苑权直类官的任命有主要的关系。 　　从任职承旨前后状况看，除一人外，承旨直接或间接地由翰林学士而迁。从进士等第，至充任承旨，基本上都经由一些共同的媒介官。这一途径，概括而言：由修起居注而秉知诰，历外制而后内制，直至承旨、枢要。据文中统计，两宋翰林学士承旨改官后直接或间接上升宰职的，占总数量的67.9％，其中升任宰相十一人，“公卿之才并由此出”。可见，充位宰执，成为承旨改官的主流。 　　翰林学士承旨于翰林学士作为翰林制度的主体，二者共处翰苑，与中书舍人分掌内、外制。在君相权争中，对中书舍人草词削夺的翰林群体，尤其是翰林学士承旨，先于宰执参议谋划，成为君权强化的得力工具。翰苑制诏多用四六体，源于南朝齐、梁间的骈文，历隋唐至宋，经过欧阳修等人的革新，注入了散文的气势，以其精切、简约的风格，成为朝野定型的应用文体。“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直接笺书、注疏，无所不用”，能否善工四六，成为入仕翰林的由一项选拔标准，而以文坛首领自居的翰林学士承旨多为四六高手，作为“儒者至尊”，对四六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宋代文学的繁荣。 　　将翰林学士承旨归入翰林群体，从横纵向来考察翰苑权限的流变。就两宋来看，基本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翰苑群体的权利和影响日益低落。南宋低资历权直类官的大量任命，就是其权限低落的一个反映。再与其同时代的辽、夏、金相比，由于这些政权的民族性及其崇武的习俗，决定了翰苑的地位远不如宋代，成为闲置的文翰机关，纵向来看，自唐至清，随朝代的递换，时间的变迁，翰苑权限由大至小直至完全丧失。至清代军机处的设立，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参决机务，翰苑群体完全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 　　尽管本文对收集到的材料做了大量的分析、考证，但还是有不少脱漏的材料，本文之所得数据、观点大体上比较接近实际情况，还有待新材料的进一步的考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