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 要
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言文本《摩罗诗力说》，其语言表述和思想内容均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形态。有趣的是，思想庞杂是鲁迅有意识的产物，因为在这种庞杂性中，他理清了自己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然而，语言混杂却是鲁迅无意识的结果，在当时，他从不解释，时隔多年后不经意的提起仿佛只是为了误导我们。因此，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即是：在这种有意识的思想内容和无意识的语言表述中，鲁迅式启蒙放射出怎样的思想光芒，又具有怎样的阈限？
在语言层面上，《摩罗诗力说》由于融合了晚清时文、魏晋古文以及外语文法等三种表述形式，因而，整个文本成为了由各种碎片拼凑而成的马赛克。这是鲁迅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问题。语言碎片化背后是思想的庞杂。这种由多个相异甚至混杂的成分拼凑而成的语言表述形式，表明青年鲁迅由于不断吸收各种养分，因此思想形态本身非常庞杂，但相对于语言表述上的无意识，这种思想的庞杂从一开始（1903年的文本）却是鲁迅的有意为之。拨开眩目的语言万花筒，除去冗繁的思想枝蔓，它们就会呈现出独特的思想逻辑。
这种思想逻辑体现在：鲁迅写于1903到1908年的文本之间有一个环环相扣、不断往前推进的问题结构，而由于《摩罗诗力说》以具体的文学的方式诠释了《文化偏至论》中对人国之“人”抽象的政治思考，并首次揭示了政治和文学之间本质的关系，且在它前后的文本都有着向其汇聚的趋势，因此，对青年鲁迅而言，这是他经过艰难的思想历程后到达的终点，而对于终将成为文学家的鲁迅来说，这无疑是一篇振聋发聩的文学宣言。
锚定《摩罗诗力说》的思想位置后，我们需要进一步细读文本。由于该文本自身带有文学传记的性质，因此，从双层叙事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得出：作品主人公≈内层叙述者≈外层叙述者≈精神界战士，而使得这些约等号成立的条件则是他们都具有“精神”和“个性”。进而，通过具体考察每位诗人及他们塑造的作品主人公，我们可以提炼出“精神”和“个性”的丰富内涵：具有强大的自我意志，不盲从任何外部权威，反抗一切束缚；听从自己的心声，服从自我内部的尺度，包括自由、真理、正义、人道、进步等；意识到存在本身的责任和义务，并将这种意识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投入社会实践。
当具有这种精神内涵的人最终是要替换传统教化下的民，进而铸造人国（现代国家）的真正内核时，鲁迅式启蒙的本质无疑是一场缔造现代国家所必须的人之革命，一场传统奴隶文化和现代人之文化的领导权斗争，也即是一场传统文化和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文化之间的领导权斗争。生发在这套启蒙话语上的文学实践，不但无法和革命剥离，而且俨然将革命看成了文学内部的问题。
然而，鲁迅未曾意识到的是，当启蒙要面对的是无数处于文盲状态的大众时，人之革命首先会是一场语言革命。思想深度丝毫不亚于十多年后文学革命理论的《摩罗诗力说》，正由于囚禁在鲁迅无意识采用的语言表述形式中而未放射出应有的光芒，显然，鲁迅需要一段沉潜期去蓄积强大的力量以便冲出语言的牢笼，成就一场真正的人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