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摘 要
从唐初党项内迁到唐末夏州拓跋政权建立的两百年历史中，党项与唐王朝之间时而争战，时而和睦，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由吐蕃的强盛变得十分微妙。在这段时期内，唐朝“夷夏一家”的观念，大大冲淡了以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观，积极主动招抚接纳党项，党项首领纷纷归附唐朝。早期党项羌积极向东部发展，归附唐朝，既表明了他们向往中原的文明生活，又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同时，它也为唐代党项羌的大迁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项归附唐朝前后，吐蕃势力迅速崛起，北上灭掉吐谷浑，许多党项居地也被攻占，在紧要关头，党项在唐朝支持下，从西南的青藏高原迁往西北的黄土高原，这是党项第一次大迁徙；“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进入河西陇右，并和党项联合寇扰，为了切断和吐蕃的联系，唐朝把党项拓跋等部从黄土高原的庆州迁往鄂尔多斯高原银、夏等州境内。党项内迁之初，与唐朝相安无事的。到了唐朝后期，由于边将的暴虐和党项贵族首领的贪婪，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最终迫使唐王朝调整对党项的政策，从以往一味的动用武装力量进行回击和镇压，到采取积极的安抚政策，选派干练明达的边将。
内迁党项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有一个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党项相继迁居陇右庆州及黄河大套内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环境，比其在青藏高原优越许多，从畜牧方面来说，这里有大量闲田旷土，湖泊草场，降雨量较丰富，宜于发展马牛羊驼牧养和旱作农业种植，因此，党项进入这一地区后，无论是传统的畜牧业还是新学会的农业，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其次，受先进的汉文明的影响，党项迁居的陇右庆州和黄河大套内的鄂尔多斯高原，自秦汉以来就有中原王朝在这里屯田实边，发展农业，党项人迁居后，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农田水利灌溉系统、生产工具，对党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唐帝国采取比较切合实际的羁縻政策，授予部落首领都督、刺史之类的头衔，划拨沿边闲田旷土，默许党项进入六胡州农作区，贷给籽种、牛具，鼓励垦荒耕田。在对外交换中，除禁止刀剑弓弩等兵器交换外，其他生活日用品的交换是自由和畅通的。所有这些，推动了内迁党项逐渐走向向封建文明和经济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