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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明代山西河北农业地理研究

关键词:明代,农业,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山西,河北平原,土地演替,土地承载力

  摘要

  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能源与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威胁日渐明显,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百国首脑相聚,商讨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的对策,在这次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世界迅速传播。与此同时,资源环境科学很快成为国外一些传统农科大学的新热点,应该说,这与史念海先生倡导的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可不无关系。农业活动是人类最早干预和开发大自然的活动,社会的前进以及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对自然的索取逐渐扩大,今天某些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包括水资源枯竭,水资源枯竭,土地退化和土壤流失以及森林减少、生物灭绝,都或多或少与农业活动有关。这也是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有着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我国,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因此,说明历史时期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由于人类的农业活动所引起的资源与环境的变化,进而探讨这一“人地系统的地域变化规律及其特征”,也是历史农业地理研究责无旁贷的任务。 我在导师史念海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对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地理进行了研究。山西、河北地处黄河中下游流域,使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之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农业区域,从明代开始,这里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日渐恶化,以致成为长期困扰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演变,并在这一大背景下,说明明代该区域人口、土地、土地承载力、水利、灾害、农作物构成及分布等诸方面的特点与规律,进而探讨其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综合研究,似乎还没有。希望通过本文的撰写,能够填补这一空白,并借此对当前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做出有用的反思和认识。 本文包括前言、正文和综述三部分,自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章 明初山西河北的人口和环境 元末战乱之后的明定鼎之初,地处中原的河北受到了悲惨的破坏,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山西的情况与河北的不大一样,由于在元末的战乱中受到的破坏性较小,致使明初,成了一个人多地少的狭乡。明初洪武年间,山西的人口密度几乎是北平布政司的二倍,自然、人均地亩数就大大低于河北,正因为如此,明初山西是迁民的主要迁出地之一,北平则是主要的迁入地之一。   一、 山西人口的迁出及作用 关于明初山西人口的迁出,向来的研究者都之地承认有自发迁徙或自愿应募的迁徙,而对其数量及作用则谨慎的讳言。本文根据山西省洪洞县县志办1986年收集到的大量谱牒,碑刻的记载以及对洪武年间迁往河南的山西迁民数量的考察,认为从洪武元年到洪武二十一年户部寺郎刘九皋上言议迁民之利的二十年之中,从人稠地乏的山西,像河南自发迁徙或自愿应募迁徙的附籍移民数目,已相当可观,本文用两种方法计算出洪永年间山西外迁人口约有20多万户,虽然这个数字是粗略的,但明初山西人口的大量外迁已得到了证实。洪武二十六年,山西人均耕地为10.28亩。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只能表明山西的人口与耕地维系着极其脆弱的平衡。而从山西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数与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比较接近来看,可以分析出山西人口大量外迁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说,洪武十四年的人口数字是洪武初大量山西农民迁往河南去附籍占田的结果,那么,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数字,则可以认为是刘九皋上书以后大规模屯种迁民迁出山西的结果。史有“太祖时移民最多”的评价,单看这一举措是外迁人口最多的山西,缓解了人口对其土地、生态环境的压力,令居住人口向合理分布的方向移动,便可谓大有裨益。   二、 河北人口的迁入及作用 明初,击退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稳定北部边防局势成为明王朝的首要紧迫任务,朱元璋一方面以大军出塞作战,一方面实行以塞外边民深入内地的空边政策,因此洪武初北平布政使司的迁入之民以迁徙的边民为多,据所掌握的资料统计,北平布政使司在洪武年间,有可能迁入近83万人口,给荒芜的河北大地带来了生机,原来少地或无地的农户,在营造自己新家园的同时,也使这里的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使呈现出向前发展好势头的河北大地,重又成为荆棘丛生的旷原,朱棣谋位后,仿效其父朱元璋,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屯种移民,特别是迁都北京后,着重充实京畿周围以及真定,河、间、晋、冀、深、沧等福州县,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仅山西省就有十七次大规模的屯种移民,约30,000多户迁入了以京畿为首的北直隶地区,据估计,洪武、永乐两朝,河北已大约迁入120~130万人口。事实证明,迁入的大量移入,有利的促进了北直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北直隶地区迅速夷平了战争破坏了的痕迹,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与明初生产相对发达地区逐渐一致,总之,明初山西、河北迁民的情况,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明洪武、永乐两朝大迁移的全貌。以山西的情况可以说明,明初山西人口的大量迁出,有利于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而北直隶的情况则从相反的方面证实了,人口大量迁入,可是游食之民归农,山泽之利尽出,既有益于国家,又有益于个人。然而,人口与生产的发展,又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制约,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的发展,生态环境也相应的不断变化,因此,说到底,研究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人口与生态环境是我们应注意的一对矛盾统一体。 第二章明代山西、河北的土地、森林与生态环境   一、 明初山西无益于生态环境的增垦 由税粮比例来看,明初山西还是被视为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然而,从生态环境角度来分析,山西有限的土地已养活了最大限度的人口,再耕垦发展的余地已很小。因此,明初鼓励垦荒的政策,对饱受战火重伤而人少土地多荒旷的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垦荒的催化剂。可对于宜农土地耕垦已尽的狭乡,却只有负面的消极影响,洪武初,山西的垦殖指数已达到18.5%,到洪武二十六年则达到19.1%,这样的垦殖指数,对于自然环境以平原为主的省份来说也许并不为高,可山西是一个黄土覆盖的山地型平原,在土地自然结构上具有“八分山丘二分田”的特点,因此,19.1%的垦殖指数,以暗示出山西的宜农土地全部已被开垦过了,非但如此,就是不适宜耕作的山地也已开垦了不少,以黄土高原的土质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山西的垦殖指数,已超过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临界点,虽然有些负面效应没有立即显现出来,事实上已潜伏下危机。   二、 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 明初,屯田之制颇为盛行,不仅有民屯,还有商屯和军屯。军屯有边屯和营屯两种形式,明代从洪武年间就把军屯看成是重要军务,洪武后期,随着九边防御体制的建成,出现了“九边皆设屯田,而西北为最”的局面,因而在几乎没有再耕垦余地的山西,导致不当垦田过多。九边所包括的山西宁武以西,以及宁武以南至离石的吕梁山中北端,宋元以前基本上属于牧区。而明代在这里开垦出的大量山耕地、坡耕地,促使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态环境趋向恶化之时,最使农业生产受影响莫过于土壤肥力的下降,从永乐二十年不得不缩减每分地的屯田子粒即余粮的一半,以及嘉隆以来屯田数额岁时盈时耗,但总的屯田顷数没什么变换来分析,一方面表明屯田制度已趋于没落,另一方面,也说明九边各镇为敷办原额,只得是一边新开垦更多的田地,一边又在大量抛荒。据明官员关于九边土地情况的奏疏可知,当时在九边各镇,为屯田子粒的一时之利,不顾后果,掠夺式的使用土地资源,从而导致地力全面下降,土地出现退化型岩体,使无可怀疑的事实。   三、 明代山西、河北砍伐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明代从成化以来一直到嘉靖年间的百年上下,不仅黄土高原北部沿边地带的大量森林遭到彻底破坏,甚至中部汾河流域的森林也在不断减少。   北直隶境内的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自古以来号称多林地带,在明永乐迁都北京后,林区被大面积砍伐,永乐宣德年间设立的易州柴炭厂及易州山厂,到弘治年间已使易州“数百里内,山皆濯然”而永乐时出于军事需要,在遵化州设立的全国最大的冶炼厂,建置一百余年,竟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六州县山厂的树林被砍伐尽绝。有研究者利用黄河下游不同发育时期的冲积扇沉积模式,测算出自明弘治初以后,黄土高原的年平均侵蚀量由上了一个新台阶,正是对明代滥砍滥伐森林,以及九边军屯滥垦造成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的有力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