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对话与独白：现代交谈文化的两种模式对话与独白：现代交谈文化的两种模式──以《实话实说》为个案

　　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对话理论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国外引进至今，已历时二十余载。相对于独白这种以对社会成员规范的一元道德价值设定为基础，以个体人格的依附性为基本依托，以个体对即定伦理目标的接受、认同、贯彻为目的，以威权性、灌输性为其基本特征的交流范式，对话在多元论背景下的今天更具有存在价值。它强调的是教化双方的平等、差异、自主、开放，在教化者的价值引导与受教者的自主建构过程中实现个体道德人格的提升，因而，对话理论成为凸显整个个体生命之价值与尊严的现代性道德教化的基本实践形态。 但是真正的困惑也在于，尽管对话是人们特别需要的，但由于冲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游戏中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使得进行有效的对话步履维艰。我们不得不怀着良好的愿望把对话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别无其他的选择；但又不能奢望被接受，因为一旦谈话双方之间必须产生结果就可能有悖于平等、公正的对话规则。对话理论在其自身可操作层面上的含糊性，使我们很难依据这一理论来进行现实关系的建构。 针对于此，我们选择了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作为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以图像为主的电视传媒，与单纯依靠文字的书面媒体相比，消除了文字需要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因而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它的视野之中。同时，谈话节目又被认为开创了电视中的双向交流模式。从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人人都既是传播者，又是被传者。他们共同参与讨论。所以，它也符合对话的特点。对话与传媒本身的特质相结合，使得对话的施行在这之中尤其困难。不过既然当一种事物被认定代表了很多人的观念时,它的广泛的权威性就使得它更值得被讨论和反思。因此，要想寻求对话理论真正的可施行性，就必须经受这一考验。 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梳理关于“对话”的历史脉络和其背后暗含的价值判断模式。哈贝马斯所强调的语用学观点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出发点。他把我们对语言的注意力从语言游戏内部的制度性规则引向了语言游戏的应答性实践。语用学被发展为语言政治学。因此，我们将以哈贝马斯有关交往的论述为主体，阐明现代意义的对话所预先假定的价值模式。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们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对2002年《实话实说》这一节目内容的外在表现进行统计和分析，这是因为内容分析是全面反映媒介内容，较少主观选择的研究方式。本次研究的重点是《实话实说》是否反映了谈话双方地位的平等、大众传媒中的对话模式以及它对于观众产生了哪些可能的影响。在其中，我们发现对话中的乌托邦色彩并需要重新审核现实生活中“对话”与“独白”的关系。 现象学的方法告诉了我们：要寻求真理，首先必须排除怀疑，将一切可疑的成分都（暂时）排除出去。当一切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被排除之后，剩下的就是必然之物。于是，真理的获得既不是在知识积累中去发现新事物，也不是主观与客观的相符，而是去除、摆脱、丢掉一些非本质的东西。“回到事物本身”，就是把种种假设搁置起来，专注于绝对自明的开端。所以，在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将把视野回溯到两希时代，在苏格拉底的源初性对话中探讨这一形态与现代性背景下“对话”的不同，并以耶稣的单向撒播为起点，重新考察对话与独白的真正关系。这一洞见启示了我们：出路也许应该是去改变或者重写对话与交往理论，去重新思考关于他者、平等、共识和真理的一系列概念。虽然结论在本文中仍然无法达到，但至少给予我们以启发，即真正科学的哲学是应当没有任何预先的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