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穆天子传》是汲冢所出竹书中唯一一部较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书中主要记述了周穆王西征的历史事迹,对于西征的交通路线,沿途的风俗人情,物产气候都有详明记载,并为我们保存了西周时期西北各民族居地、习俗、分布与迁徙等情况。沿途各部族与穆王之间的贡献与赠赐,展示了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围绕周穆王活动所记述的一系列相关礼仪制度,反映了西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此,《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是极其宝贵的,在许多方面可补原有西周史料之不足。 长期以来,学者们围绕《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做了诸多考证。大致说来,认为该书成书于战国及其以后者,视《穆天子传》为附益伪托之作,并因此否认或忽视其史料价值。认为《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者,虽则肯定其作为西周史料的价值,却常将主要精力用于驳辨伪书说,未能将其用于研究工作的实践。本文以为,就现有材料看,泛泛地讨论真伪问题并无积极意义。一部文献的真伪,应主要体现在其内容是否客观、真实,能否反映某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风貌,而不是拘泥于其成书时代,甚或一事一物,一词一句的考释。对待一部文献,应采取既分析又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是指对待一部文献不能一概而论,不以某篇之可信即信其全书,也不以某处之可疑即疑其全书。疑则疑,信则信,才是应有的态度;综合是指在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多重证据法,参证出土文物资料和其他传统文献,确定其可信部分的史料价值,并用之于科学的历史研究。 基于上述理念,本文首先对有关《穆天子传》研究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评述,着重指出了伪书说者的主观猜测,不切实际之处,进一步阐发、肯定了《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观点。接着,本文利用传统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证明穆王游行之事并非仅见于《穆天子传》,该书只是记载此事最完备者。为了免除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本文借助于金文研究的成果,对《穆天子传》作了进一步考察。其中最显著者,如《穆天子传》中所记毛公班,未见于经传、诸子等传统文献,而1972年重新发现的穆王时铜器《班簋》中正有此人,由此可证其具有真实的史料价值。此外,穆王时铜器屡有生称穆王或穆、穆王者,与《穆天子传》中河伯呼穆王为穆满正相契合。而《穆天子传》行文称穆王为天子,亦正有穆王时铜器铭文中开始较多出现天子相互映证。凡此,均可补现有西周史料之缺。当然,《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绝不止此,许多方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研究。 本文的最后部分,则是利用《穆天子传》中信而有征的部分史料,来考察穆王时期的西周社会。如通过穆王时天子称谓的流行来考察西周王权的神化过程。西周建立之初,一方面承袭殷人王权受命于天的天命思想;另一方面,则鉴于殷商失败的教训,对王权神化提出了新的、理性的思考,即天命无常以及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一思想虽则在周初新政权立足未稳,天下未定的特定形势下顺利解释了殷商覆亡和周人代兴的原因,却因客观上也将自己与天拉开了距离而与统治者神化王权的需要相背离。随着周人政权的巩固,国力的强盛以及王权的进一步加强,对于"皇天无亲"思想的修正势在必行。视周王为天子,正表明了周人与天保持着最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显示天命之牢固,王权之神圣。天子之称自穆王开始流行,正反映了西周至穆王时王权的巩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王权的进一步神化。 此外,本文还通过"穆满"的称呼,考察了周人号谥称谓的演变,认为谥法乃由渐而起,非周初已定制。对于《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爵称、礼仪及赋诗歌谣等的考察,则展示了西周社会的某些习俗风尚,冀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具体地认识西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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