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在大陆有两个通行的译本。分别是黄嘉德于1936年首次出版，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再版的《吾国与吾民》，以及郝志东和沈益洪于1988年合译的《中国人》，后由学林出版社于2007年再版。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对源文内容及作者观点的探讨，或者两个译本孰好孰坏的评判，更甚有学者误以为此书为林语堂用中文写成并对其语言风格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均不能对翻译作品及译者有更客观、全面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此书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描述性研究并纠正其误读，以此丰富对林语堂及其著作的研究。
本文以佐哈尔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及图里关于翻译规范的论述为理论框架，辅之以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两个译本译者的翻译活动在宏观上受制于当时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在微观上受到起始规范、预备规范及操作规范的制约，由此得出两个中译本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当时目标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其译本符合当时翻译规范的结论。因此，对文学翻译活动的研究应将特定时期形成特定翻译规范的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研究范围，并对以往的及现今的何种规范更能取得成功进行总结分析，从而扩宽翻译研究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