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论文旨在通过屈原与苏格拉底之死的比较，分析中西方文化观的异同，揭示不同文化背景对创作者的重要影响，深化对屈原及苏格拉底的了解和认识，推动中西思想和意念的汇合和交流。本论文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分析屈原与苏格拉底在各自的社会中现实境遇存在的相似性和不同点，这里又分为三个小节论述，即多重的文化身份、鲜明的个性特征、同中有异的悲剧结局。屈原与苏格拉底具有相似的命运，都遭自己深爱的国家政权摒弃和惩罚，两个人都慷慨赴死，但一个走投无路，一个心安理得；一个绝望又无奈，一个平静又从容。他们的悲剧成因除了具体的历史、时代和文化的成因外，他们的个性因素也是重要因素。从文化身份上讲，他们身份的政治色彩也非常浓厚，屈原自觉担当君王的“诤臣”，虽然也能够在国家、民族的危机时刻“犯言直谏”，但在个体人格中终未清除旧式儒臣的心性；苏格拉底具有自我解剖、自我拷问的精神，并积极参与雅典公共事务活动，无疑更具备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
第二部分总体论述中西文化观的不同。屈原与苏格拉底相似的悲剧命运，既体现出他们性格上特立独行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中西文化观给予他们在死亡意识、个体人格、道德伦理及人生信仰的显著差异。这一部分从中西不同的生死观、中西不同的人格观、中西不同的伦理观、中西不同的信仰观四个小节，各自着重分析屈原与苏格拉底之死背后蕴藏的不同文化内涵。第一，由于生死观的不同，屈原与其说是为追求正义慷慨赴死，不如说是以死寻求精神解脱，最终达到“放下人生重担”的结果；苏格拉底放弃自己的肉体生命，不是出于对外部世俗世界的不满和怨恨，而是基于对哲学家使命的理解。第二，屈原的人格与A型行为模式的人格类型比较接近，属于内敛、敏感、耿介、情绪易波动的类型，清高孤傲，情感激烈，缺乏忍耐性。苏格拉底的人格更具备富于创造性的人所特有的复杂的人格：精力充沛而又安静，聪明又天真，有怪僻也合群，谦虚又骄傲，热情而理性，开放而敏感。苏格拉底应该比屈原更豁达、愉悦、坚定、情绪稳定，也符合雅典人活跃奔放的性格、气质。屈原与苏格拉底的人格差异也是造成他们各自悲剧的重要因素，文章将人格形成的原因分为五个方面论述，即生物遗传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家庭环境因素、早期童年经验、自然物理因素。第三，在伦理学方面，中西方关于“人性”问题有多种观点，其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中国强调人人都有“赤子之心”，认为只要“反身而诚”，即可“乐莫大焉”，不需要自由意志。西方人承认人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人性本善，实际上是人性本恶。人的自由意志可善可恶，而它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恶。第四，信仰是指一种精神性的信仰，是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超越性的追求，而不是一般的信念。中国人把士大夫们追求的做圣人，凌驾于世人之上的，与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称之为“内在超越”，严格说起来，这只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世俗信念，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纯精神性的信仰。精神性的信仰是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等级、贫富、阶级、地区、种族等等各种具体的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条件的永恒性的信仰，比如基督教。屈原受制于中国信仰的实用性目的，缺乏超越性；苏格拉底对信仰的执著和殉道精神，脱离了物质性而具有更强的超越性。屈原的信仰基本上是世俗的，所以出现了信仰危机；苏格拉底的信仰是超越的，所以他穿越了死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