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清代口外蒙古的移民运动，是历史上中国北方人口流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运动奠定了民国以来内地人民向内蒙古迁移的基础，是形成近代内蒙古人口地理的重要历史前提。今天的这一地区，又处于一场崭新的经济开发运动的前沿，关注和研究这一课题显然有其迫切需要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口外蒙古人口流动研究是人口史、经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清代本地区人口统计资料极不完善，在此基础上的人口分析，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本文希望在局部恢复清代本区域大致人口地理图景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 本文认为：促使清代内地人口向口外迁移的最根本的驱动力是移民个人或移民团体对更大的经济综合收益的追求，不断发育的粮食市场对人口流动的推动作用便是明显的佐证。此外，建立在粮食市场体系之上的粮商阶层、土地投机阶层又恰恰是移垦农民不同程度的组织者。政府行为促进移民开发运动的主要表现在与政府清理了土地财产权，从法律上给予移民拥有土地的资格，而腐败的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政府参与的开发运动，大体上属于政府及官僚阶层与土地投机阶层、商业垄断阶层间利益的重新分配，这一事实是清代口外移民开发事业难以逾越低水平规模扩张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口外蒙古的移民世界 清朝初年，中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大致位于长城一线，清前期的对准葛尔战争刺激了归绥等地的屯田活动。乾隆朝对准战争胜利后，口外垦拓进入了民人私垦和官营放地相互作用的历史时期。这一开发运动持续到清末，将农牧分界线向北推移至阴山山脉--商都--多伦一线。本部分集中讨论乾隆以降本区域的人口地理格局，以及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社会基础。讨论的地域范围以山西为主要移民迁出地，口外为迁入地。 爬疏整理口外移民史料的结果显示，出口移垦后套农民以晋西北和忻州盆地最多。而季节性雇工以雁北农民为多。这一分布格局与山西口里人地关系有关，体现出人口流动所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出口商人以晋中--忻州--大同三大盆地低次排列的移民格局，反映了晋中商人向北阶梯开拓的历史过程。对山西粮食食运销线路的考察表明，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清代晋中南地区市场不断发育的过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的推广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第二部分：流动人口的组织与权威 流动人口的组织或组织化倾向以及流民中的权威产生是分析区域开发中流动人口的经济形态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清代口外流民总体上来看自发形成组织的倾向并不明显，逐渐形成的土地投机阶层担负了组织移民的主要功能。土地投机者发展形成了类似渠道系统的权威结构。对口里口外的民俗考察表明，"赛社"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文化形式，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功能。清代口外移民环境中"赛社"活动发达，正是其组织功能得以发挥的反应。 第三部分：移民运动中的政府行为 乾隆年间就开始出现的由拓垦引发的农牧业矛盾是乾隆年间一系列禁垦令的重要背景。 此后嘉道--光绪初年，蒙旗游牧土地（非报效入官部分）还是受到严格的禁垦保护。光绪初年，张之洞放垦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等内属蒙古荒地，到清末新政间，封禁蒙古政策被彻底突破。 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禁垦政策固有的矛盾相互作用，使得归绥口外移民的发展呈现出规律性发展的倾向。移民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引起政府的禁垦、清理，直至被安置，建立管置管理。官地移民同新移民的溢垦、私垦往往又构成新一轮禁垦到建置的基础。对清末新政中贻谷垦案史料的进一步整理结果显示，这场办垦运动是一起贪污案件，但其突破对蒙封禁政策的法律意义在开发口外历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