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以罗洪先的工夫论为研究对象。近几年，学界兴起了一股阳明后学的研究热潮。在江右学人中罗洪先以其独特的义理内涵而为学者们所关注。热潮之前，学者对罗洪先的思想研究仅在哲学史、思想史中稍有提及，而系统的研究仍是热潮兴起之后的现象。在阳明后学中，罗洪先“异类”的思想风格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他们的研究进路大致分二类：历史性研究和哲学性研究。历史性研究拘泥于罗洪先思想的起承转合；哲学性研究则主要以概念范畴格量其思想的义理内涵。罗洪先的工夫论颇为著名而且相当重要，因此对其工夫论的深入推究或能够在理解和领会罗洪先思想的精髓和真相上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通过对罗洪先文集的细致梳理，我们发现在不同时期他的工夫论恰好能扣合其人生遭遇和学问实践的需要，并且表现出不同的话语形态。早年，年少轻狂的性格表现和患病几死的生命体验促使罗洪先以高妙的境界来安贴轻狂的意识和生死的忧虑。这样便导致了罗洪先急于从言语上贸然领受“良知见在”说，却未有真实得力的工夫实践，故而罗洪先当时唯一需要做的便是“自信真信”“良知见在”——肯认良知妙境本生于我，自然唾手能得。此后，罗洪先的工夫从“自信真信”逐步地趋向“稳定的主静”，最终走向“圆熟的主静”，其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主静工夫的前兆——“信持与向内”；主静工夫的稳定——“无欲主静”；主静工夫的圆熟——“收摄保聚”。在主静工夫的前兆期，罗洪先的工夫从“自信真信”过渡到“主静”，期间工夫混杂，故亦可称为主静工夫的混杂期；又因为混杂的工夫中有着主静工夫，故又可称之为主静工夫的端倪期。“信持与向内”的工夫既保留“自信真信”的工夫特色，又试图转向殷实的“主静”工夫，其原因主要是在言语上承受的良知遇事易融、触物易匿。换而言之，在欲根纠缠的事务中难于挺立恒久的道德意识，因此，罗洪先自然地关注到断除欲根的方法。然而，欲根深植于习气，习气又与外境相互涤荡，所以在纷杂的外境上求寻断除欲根的方式显然行不通，故而罗洪先就此转向“主静无欲”的工夫。是时，罗洪先的工夫进入了“主静”工夫的稳定期。然而，当罗洪先以“主静”工夫来体知未发之中的良知寂体之时，王门诸子忧恐罗洪先渐染弃伦遗物的佛老山林之病，遂群起责难，提点警醒。其实，诸子之忧亦非空穴来风，罗洪先在实际生活中确有弃伦遗物的迹象，比如闭关于石莲洞、谢绝世务、偃息交游、亲近宗教等等。后来，罗洪先亦有所悔悟，于是在楚山静修中悟出“万物一体”、“动静合一”之旨，但是由于“主静”工夫甚为得力，渐成习惯，所以罗洪先不肯放手。因此，为了缓解“主静”的工夫与“动静合一”的本体之间的冲突，罗洪先便有必要扩充主静工夫的内涵，其结果就是“主静”工夫以“收摄保聚”的话头出现，呈现出圆熟的工夫形态。实际上，圆熟并非超脱，“收摄保聚”依然是“主静”工夫，只是不再拘泥形式上的“静”。另外，对于罗洪先工夫演进的原因以及工夫效验，本文亦做出了相关考察。最后，本文还从罗洪先与王龙溪的争辩和对朋友们的当机指点中，再次朗现罗洪先工夫的实质、演进机理与实际效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