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西周昭穆时期是西周政治、社会乃至经济文化的重要转折期,青铜器的风格也体现了这种变化。由于昭穆铜器承前启后的时代特点,有一大批特征不明显的铜器年代归属不能遽定,长期以来存在争议。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对于昭穆铜器的认识已经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本文的写作就是在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融入了新资料,对昭穆时期的青铜器礼容器进行了分析研究。具体方法是选取传世器130余件,出土资料480余件,从形制、纹饰、铭文风格、组合关系等几方面对昭穆铜器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发掘、总结昭穆铜器的特点。昭穆铜器的时代特征明了了,对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自宋代至当下,先辈学者对于昭穆铜器的研究状况。按标准器断代法、类型学分析法、综合性研究三方面进行论述,归纳、总结了前贤取得的成果,分析了存在的不足。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本文的选题意义,确立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是对昭穆二王在位王年的考证,主要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根据文献记载和铭文内容,对昭穆二王的在位年数进行推断。具体是,通过一组南征器,结合文献载昭王南征不返一事,推断昭王在位十九年。对于穆王王年,没有推导出精准的年数,而是根据24年 簋、27年卫簋、30年虎簋盖、30年吴盉、34年鲜簋等几件穆王标准器,参合同人所作之器的年代,推测穆王王年在34年以上,但长不及55年。
第三章是对昭穆铜器的界定。首先采用传统的标准器断代法,择众家考释之优长,对传世的有铭铜器进行年代界定。其中,以折器、作册 器等6件器物作为昭王标准器,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昭王南征”,确立一批南征器。根据标准器和南征器的形制、铭文人物、事件等几相联系,确立其它有铭但内容不具针对性的器物的年代。按27年卫簋、长甶盉、剌鼎等15件穆王标准器,参合器形、纹饰、重要人物关系等,确立一批穆王器物。其次,以标准器为标杆,针对墓葬出土资料,对昭穆铜器进行界定。
第四章是采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昭穆时期青铜器从形制、纹饰角度进行型式划分。本文主要对鼎、鬲、甗、簋、尊、卣、盉、盘、壶、爵等十类器物进行了形式划分。因为本期总年长约60年,时间跨度不算很长,而同一时期内共存的器类丰富、形制多样,所以型式划分的特点是型多式小。在型式划分的基础上,将昭穆铜器分为三期,第一期在昭王时期,第二期是穆王早期,穆王晚期是第三期。型式和分期明确后,总结了各期的器类特点,归纳了各器类的时代演变关系。
第五章是对昭穆时期王畿地区(宗周、成周)以外的各诸侯国青铜器进行了区域分析,归纳各地的特点。这些诸侯国主要是黄河流域的 、晋、应、倗、卫、燕、齐国等。在逐个分析之后,发现昭穆时期,各地青铜器虽然都有一些王畿地区所不见的器类、器形,但数量很少,并不典型。诸侯国的青铜器风格整体与王畿地区保持一致,器物的演化进度也保持了高度的同一性,这说明周王朝对这些诸侯国是有一定控制力的。
第六章是对昭穆铜器整体特点的总结。穆王时期,青铜器发展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继续对西周早期以来器类、形制、纹饰、铭文风格、组合关系等各方面的延续和继承,这主要是在穆王早期。另一条是穆王晚期的创新风格,首先是器形、器类上的变化,例如瓦纹鼓腹簋、直壁三足簋等新器形的流行,盨的出现、圜底蹄足鼎出现等,这都是此前王畿地区所不见,而在西周中晚期发展成为主流的器形,说明穆王晚期是开启新风尚的阶段。这也是穆王时期,器类形制多样、复杂的原因。其次是是册命金文格式的固定,此前学者对这一点认识不够充分。再次,对昭穆墓葬出土铜器的器类组合关系进行统计分析,明确了从昭王至穆王时期酒器逐步衰落、水器地位上升、列鼎制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总之,穆王时期是西周青铜器的大发展时期,青铜器风格发生了质的飞跃,西周青铜器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也就是所谓的周人青铜器风格出现。
本文以上六章,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对昭穆铜器进行了整理研究,试图探明这个转型期的发展线条,以为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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